张颂文在电影《革命者》中形神兼备塑造李大钊

《革命者》正在热映，张颂文在片中扮演的李大钊先生，不但在造型上跟李大钊本人非常接近，更重要的是，他演出了李大钊先生身上的浩然之气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日前，张颂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聊起了他是如何一步步走进大钊先生的内心，最终塑造出一个形神兼备的银幕形象的。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自己“虽然倾尽全力，但依然只演出了大钊先生伟大人格的千分之一”。

能演李大钊感到“无上光荣”

张颂文清楚地记得，有一天自己被叫到监制管虎的工作室，里面还有制片人梁静、导演徐展雄等。“当时每个人都看着我”，管虎问他，“颂文，你有没有想过，出演李大钊这个角色？”一听这话，张颂文大脑中一片空白，但很快他镇定了下来，回答道：“好，我试试。”他们也很吃惊，“你一点也不犹豫？”

张颂文回答：“能演李大钊先生，让我感到无上光荣。”

事后他跟管虎聊到很晚，他告诉管虎，“这次我一定倾尽全力。”这时候，离电影正式开拍只有一个半月了，张颂文一头扎进对李大钊先生的研究中，所有网上能够找到的跟李大钊先生有关的文字、视频、纪录片，甚至有一些小故事，他都仔细看了，他还仔细研究了李大钊先生的遗作《狱中自述》，开始去建立这个人物的雏形。

研究角色，张颂文喜欢追溯他的儿童时期。他认为，一个人儿童时期的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长大后的人生。张颂文上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位同学偷了校门口卖酸萝卜的老太太两毛钱，后者找到了学校。为这事，老师花了一节课的时间，不停讲这个事件的严重性，“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老师严厉的态度让当时的张颂文有点不理解，但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越来越理解了这位老师的良苦用心，“这些话一直扎在我的心中，长大后看到周围有人格缺陷的人，真的跟他们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有关。”

张颂文从研究中发现，李大钊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不满两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是由住在农村的祖父李如珍带大的。老人家从小教他读四书五经，还请来了多位老师，一个比一个有学识，所以李大钊进步很快。他十几岁开始接触当时的新教育，学习新知识。1913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打开了眼界，“立志把它带回祖国。”

寻找相似点利于塑造人物

一个演员，在塑造角色的时候，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演员不断向角色靠近，而另一种则是让角色靠向演员。

张颂文喜欢两者取中，“每当塑造角色的时候，我都要看着这个角色，让这个人物焦点变实，很清晰，我开始往他的方向走，他也往我这边走，我们在中间某一个地方交会，寻找彼此的共同点。找的越多，越容易塑造。”

他试图从自己的身上，寻找跟李大钊先生之间的相似点。

首先是“有主见”。李大钊先生从小立志，“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摘自《狱中自述》）少年时期的张颂文，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当年初中升高中，一般人都会选择考大学，但张颂文却自作主张报考了旅游职业中专，他认为，能够做一个导游，同样是一件很有成就的事情。

其次是“乐善好施”。李大钊先生的悲悯情怀和博爱精神感天动地，张颂文坦言自己望尘莫及，但他也喜欢帮助别人，喜欢为大家做事。

第三是“节俭”。李大钊先生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有150块大洋，但自己家里经常连买面的钱都没有，因为李大钊都发给那些穷学生了，另外他自己还出钱印刷刊物，免费派发，还要给远在湖南的毛泽东邮寄刊物。这份大爱，张颂文高山仰止，自叹不如，但生活中的张颂文，也是很节俭的。

“找到这三个点，我感觉可以塑造他的皮毛了。”但张颂文清醒地知道，“要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李大钊，这远远不够。”

决定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演

研究进行得越深入，张颂文越有一种挫败感。“我距离大钊先生太远了，我到不了他的境界。”

最让张颂文遗憾的是李大钊先生留下的影像资料太少了。前不久，网上流出的李大钊先生的视频，张颂文也看了，他在这段只有十几秒的影像中观察到，李大钊先生说话的时候，是攥紧拳头的，他把这个细节用到了《革命者》中。既然完全的复原是不可能了，张颂文决定，还是按照自己对李大钊先生的理解，在精神上一步步向李大钊靠拢。

有一场戏，讲一个报童被俄国暴徒杀害了，李大钊带着工人们去谈判，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但俄方代表拒绝这样做，而且很傲慢地说：“你搞错了，这不是上海，这是租界。”那段时间，张颂文看了不少国际新闻，表演的时候，他即兴来了一句台词，“先生，你说错了，我要提醒你一句，这里虽然是租界，但这里是上海；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所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一番铿锵有力的话刚说完，在他对面的外籍演员，居然也吓得倒退了一步。

“我可能在某些精神层面，触碰到了李大钊先生的一丁点。”张颂文告诉记者。

李大钊关在狱中的戏，一共拍了8天。当初的剧本是这样描写的：李大钊先生跟那些军警辩论并驳斥他们。但张颂文最终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在色厉内荏的反动派面前，李大钊一直闭着眼睛，“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都懒得跟这些人说话。”只有当反动派念出了已经牺牲的战友和同事们的名字时，李大钊先生才第一次睁开眼睛，放声大笑起来，“他的内心很痛苦，但却以大笑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张颂文眼中，李大钊先生的身上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倔强之气，归结起来就是三个字：我不怕。正是因为他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才能如此坚定平静地面对死亡，“看着劳苦大众的遭遇，他的心中充满了怜悯和同情；看到恶势力和反动派，他嫉恶如仇；看到太太和孩子，他内心充满了关爱。”

汲取精神力量 无愧守常先生

“虽说我的演技未必能还原他的千分之一，但我尽力了，无愧于守常（李大钊字）先生留下的精神。”

电影杀青后的一个晚上，管虎和张颂文进行了一次长谈，管虎说：“当时他看起来绵软无力，极度疲惫，让人心疼。”

张颂文的父亲年轻时是驻守在珠海的战士，后来转业到韶关的农委，他从小跟父亲去下地，所以对于土地有天生的亲近感。

这一点，让他能够理解片中李大钊先生带着学生亲自下地体验和考察农民生活的情节。拍摄的时候，张颂文一看下镐子的地很硬，就判断出了这是从来没有施过肥的河床，“因为施过肥的地，地面以下半米深都找不到一块石头，而这块地，地下二三十厘米处就刨出了几十块石头。”他的推测，让当地农民很吃惊。

张颂文现在住在顺义的一个农村里，他已经住了12年了，他在院子的门口种上了玉米。跟土地亲近，是长在他骨子里的。听到儿子要演李大钊的消息，他的父亲很激动，不断叮嘱：“张颂文，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了，你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两个小时的电影，企图还原一个人38年的人生，哪有这么容易？我只能说，浓缩了他的点点滴滴，这些点点滴滴，力求做到细节都是可信的，就成功了一半，另外一半，就要交给观众了。”张颂文这样说道。

前几天，张颂文跟管虎、梁静、徐展雄一起去了一趟万安公墓，拜祭李大钊烈士。他看到大钊先生的妻子赵纫兰和他孩子的墓都跟他紧挨在一起，很感动。他对着大钊先生的墓碑说：“有一部电影叫《革命者》，我出演了您。有一个叫佟丽娅的演员，她很优秀，她扮演的是您的太太。监制是管虎，制片人是梁静，导演是徐展雄。算是打个招呼吧。”

演完这部影片，张颂文觉得，一种新的思想和力量在自己的身上生发出来，“以后我会带着这种精神好好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