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谱写家国故事，讴歌时代精神

中国儒家伦理文化有“三纲”的道德标准，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常常把“三纲”简单地视为“封建糟粕”“愚忠愚孝”，实际上，“纲”应理解为“表率”。在父子关系中，“父亲”不仅仅代表了一种权威，更包含了一份责任和担当。“父辈”要为“子辈”提供生存、受教育、成家立业的物质基础，还要对“子辈”进行各种教化，身体力行地提供道德榜样和行为规范，为家族留下精神财富。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中的几位父亲和母亲，就生动地阐释了中国文化语境和新中国历史情境中“父辈”的丰富含义。

《我和我的父辈》中的四个故事，分别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艰苦奋斗时期、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当下，勾勒出新中国浴血奋战、披荆斩棘、日新月异、世界瞩目的一路征程和伟大成就。这四个时期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灿若星河，但影片聚焦于小人物，选择一个小的切入口，关注不同时代里最为朴素，又最为真挚的情感关系，展现普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苦痛、挣扎、迷茫、欢欣，从而与观众产生真切的情感共鸣，并由点带面地折射时代风貌，彰显时代精神。

影片的第一个故事《乘风》，表现的是父亲马仁兴视点中的儿子，这与后面三个故事从儿子的角度来看待父辈很不一样。这种视点的安排透露了影片特定的主题表达策略，即正因为有无数像马仁兴这样的父辈所诠释的大爱与大义，才有新中国的成立，才有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与科技发展，如此，后面三个故事中的儿子，才有机会去感念、敬佩他们的父亲。

从四个故事的核心戏剧冲突来看，《乘风》中马仁兴遭遇的两难抉择，一边是他极为疼惜和自豪的儿子，一边是52名乡亲的安危，其中还有一名待孕的烈士遗孀大春子。身为八路军骑兵团的团长，马仁兴舍小爱而取大义。影片将乘风的牺牲与大春子在船上分娩的场景进行了平行剪辑，通过对比蒙太奇的方式，突出了“死亡——新生”的隐喻含义，以确证乘风牺牲的意义。三年后，马仁兴遇到那位烈士的遗孤，问孩子叫什么名字时，大春子说叫“乘风”。那一刻，马仁兴百感交集，又倍感欣慰。

《诗》中，父亲施儒宏与母亲郁凯迎是新中国火箭研制基地的一员，他们在科技攻关过程中，以国家利益为重，舍弃了个人和小家的利益。这对父母是新中国建设征程中一代人的缩影，他们伟岸的身躯与宽广的胸怀，熔铸成共和国的脊梁与精神丰碑，激励着子辈心存感怀，奋勇前行。

这两个故事中，“父辈”作为军人和科技工作者的身份有着特定含义，影片不仅用高光展现这些“父辈”从事的伟大事业，也将他们还原为普通的父亲、母亲，为影片注入深厚的人情味。当他们面对儿女的淘气、任性、叛逆时，也会气急败坏，恨铁不成钢，但又会温情呵护，细心开导；他们看到子女受了委屈，承受伤痛时，也会真情流露，泣不成声，又强忍悲伤，背负责任继续战斗。这些超越时代的共通性情境，书写了父辈对子女最深情的呵护与期望。但是，身处艰苦的岁月，这两代父辈终究不能做普通的父母，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国家的强大，必须压制对子女深深的愧疚，投身于伟大的事业，为无数的子辈创造一个安稳而富足的成长环境。

影片前两个故事的基调极为悲壮沉郁，后两个故事的情绪氛围与叙事风格却显得轻松活泼，幽默风趣。这使影片的四个故事之间存在内容与风格上的断裂与不和谐感。或许，影片隐含的主题逻辑是：正因为《乘风》中的父辈缔造了一个新中国，《诗》中的父辈奠定了新中国独立、强大的基石，中国才能在改革开放中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在探索与追求中攀登科技高峰，使下一代有机会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有资格活得飞扬而轻盈。但整体而言，影片的后两个故事过于追求喜剧效果，在核心冲突的处理和主题表达上存在飘忽不定的特点。

《鸭先知》塑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一家国营中药厂销售科长赵平洋的形象，他精于算计，世事洞明，生性乐观，又敢于创新。赵平洋的当务之急是卖掉积压的药酒，但常规的销售套路无济于事，只得冒险尝试拍电视广告以期打开销售局面。待广告一波三折地拍摄完成，对于如何播出广告，赵平洋却不在意，也不上心了。为了完成叙事，影片采用“机械降神”的方式，让电视台台长主动要求播出广告，救赵平洋于水火。这样的操作并没有解决故事的核心冲突，导致情节节奏失衡，叙事逻辑不扎实。

第四个故事《少年行》津津乐道于穿越、机器人的特异功能等更为前卫的元素，看起来具有科幻片的类型特点，也符合21世纪的中国正在变得时尚智能的现实。但是，影片将“父辈”的身份放置在一个机器人身上，使人物之间的互动很难有深层的突破，与前三个故事的叙事氛围也有本质性的差异。而且，《少年行》类似于一出小品表演，沉醉于语言的俏皮、动作的滑稽、夸张的表演，却无视故事主题单薄而散漫。影片将情节焦点放在邢一浩如何在家长会上为小小争面子上，多少显得有点肤浅。虽然邢一浩后来告诉小小，任何实验和创新都要经历多次失败，才有可能成功，但是，这些内容主要是靠台词完成的，并没有通过生活细节或感人场面打动观众。邢一浩这次穿越之旅，没有在精神或情感层面对小小施加更为深刻的影响。

显然，影片使用这种拼盘式的电影结构方式，有利有弊。四个故事独立成章，为观众提供了不同的观影体验，并感受不同时代的风情与人心，还能起到“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效果。但是，四个故事的风格不统一，情感基调差别太大，观众难以形成连贯的情绪感受和思想认识。更何况，后面两个故事沉醉于滑稽和幽默，对于核心戏剧冲突的处理漫不经心或者失去焦点。

如果说前两个故事中的父辈庄严地告诉子一代，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个体必须全力以赴，舍生取义，后两个故事则只是空洞地鼓励子一代，要敢于尝试和创新，要不怕失败，坚持到底。比较而言，后两个故事与前两个故事在艺术表达的自然隽永与思想内涵的厚重深邃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如果忽略后两个故事过于轻浅油滑，核心冲突不明确等缺点，《我和我的父辈》仍然是深挚感人的，它以悲壮或诙谐的方式，塑造了几位温暖宽厚，又闪烁着人格光辉的父辈形象，他们连缀在一起，讴歌了新中国一代代先辈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以自己的智慧和汗水，通过代代传承与接力的方式，带领中国从苦难深重的飘摇破碎之中，一步步点亮辉映星河的璀璨灯火。这是新中国不断创造新辉煌的精神源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我们的父辈曾经驰骋如风，一往无前，视死如归，大爱无疆；我们的父辈曾经深明大义，舍生忘死，精益求精，为国奉献；我们的父辈曾经立于潮头，敢于创新，心存向往，憧憬未来；我们的父辈正百折不悔，迎难而上，引领潮流，创造未来。这些父辈身处不同的历史境遇，以不同的人格形象和精神价值，体现自己的担当和奉献，书写绚丽的人生篇章，汇入中国无限壮阔的现实图景，并感召着下一代继续谱写灿烂明天。（作者：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