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2021青岛影视博览会上,《电影蓝皮书:全球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影院票房为204.17亿元,相比2019年的642.66亿元减少68.2%。
事实上,与会电影人对此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个电影市场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疫情防控举措对影院人流量的限制、线上观影方式对大众观影习惯的改变等因素叠加,电影票房的大幅下滑几乎成必然。
市场端也不容乐观,从2018年开始,经历了“热钱”跑步进入的虚假繁荣后,民间游资纷纷离场,电影行业又遭遇了资本退潮。哪怕是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面向影视企业的投融资事件也仅仅有27起,较2018年骤降65.82%。
不少参会电影人面对2021年春节档和暑期档的“冰火两重天”,直指中国电影产业的核心问题不在市场,不在观众,也不在线上还是线下,而在电影人能否持续推出更具吸引力的优质内容,“内容为王、提质增效、规范化”的呼声成为行业共识。
“二八定律”的极致分化:
2%头部影片创造80%的票房
“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要从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发展,需要更多头部作品。最终通过头部作品来带动观影,推动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这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对当前电影行业的判断。
数据也对这一判断予以支持:即使在市场普遍低迷的2020年,受益于中国电影在本土市场上的不俗表现,《八佰》《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金刚川》4部影片跻身2020年全球票房前10名,其中,《八佰》更是以4.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拿下了年度票房全球冠军。
到了2021年,头部作品的“一骑绝尘”愈加明显:春节档的《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分别获得了54.14亿元、45.24亿元的成绩,而国庆档上映的《长津湖》,截至10月26日15时,已揽下票房53.3亿元,跻身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三位。
“中国电影市场每年正常发行的影片有300部到400部,这个空间非常大。头部效应主要显现在头部档期,比如我们熟知的春节档或国庆档。”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讲武生表示,“因为在头部档期,大家投入的宣发费用足够高,一部电影的商业元素,从主创团队、主演团队,到市场整体的呈现,会在这个时候被无限放大。又由于这个档期本身聚集的眼球效应,大家会相对把精力全部放到最头部的项目上。”
头部档期、头部影片的巨大“虹吸效应”已经在票房市场造成了一种极致分化的现象。天津北方电影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挺伟介绍:“最近几个档期,头部影片票房几乎占据了全年票房市场的80%到90%。以前,我们业内都在说‘二八定律’,即20%的影片创造了80%的票房。现在看来,这个‘二’变成了2%,即2%的头部影片就能创造80%的票房。”
故事!故事!还是故事!
在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看来,头部效应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我们供给不足,好片子不多!有好的内容,观众才能买单。”
无独有偶,有媒体提及中国影院银幕数量突破八万块时,饶曙光也表示:“这是一件好事,显示了中国电影规模化的提升。但同时,也要看到观影人次的增长低于电影院和银幕数量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作品,回到创作,用更多类型的头部电影,激发观众的观影热情。”
对于“什么是好的内容供给”,李挺伟谈了自己的理解:“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只有与观众产生最大共情,才能吸引更多的人走入电影院。《你好,李焕英》《长津湖》正是因为引发了全民的共鸣,才能成为现象级的影片,进而构建起一个巨大的票房基础。”
“中国电影行业的方法论还是蛮简单的,就是故事!故事!还是故事!”讲武生表示,“通过猫眼数据可以发现,中国观众对电影视效的关注,其实只对外国影片有效。对国产影片的要求就是剧情,看你的电影是否能够讲述一个与众不同、别开生面、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故事。”
在黄群飞看来,提升优质内容供给的关键,还是人才。“大家都知道要投资头部影片,但就是投不进去,因为好导演、大公司就那么几个项目,全国有上万家企业要投,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培养和发现年轻人才是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今年的青岛影博会上,参加东方影都影视创投会的11部影片与众多投资方达成意向合作并签约,合作金额3亿多元。很多青年导演、编剧都参加了创投会帮助他们强化提升的“制片工坊”环节,已经做过两部院线电影的青年导演、编剧郭奎永就是其中之一。
此前,郭奎永已经凭借剧本得到内地导演万玛才旦的青睐,并邀请到后者担任电影的监制和剧本顾问,改稿数次,本以为剧本已经相当完善,但在“制片工坊”的活动中,他还是在导师的辅导过程中了解到剧本中的许多不足。比如编剧张冀提到“强情节”的问题,郭奎永当天晚上就开始构思调整。导演丁晟则主要让他学到如何与观众互动的技巧,当天晚上又改了一版,“其实点破了之后很简单,但是如果没有更有经验的老师给我点出来,我需要费些时间才能想明白。”郭奎永表示。
电影制作要有透明机制
市场端呼唤优质内容供给的同时,回归项目本身的投资逻辑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曾几何时,电影行业是中国金融投资的宠儿,从煤老板到房地产商,再到互联网公司,如走马灯般一头扎进了这个光鲜亮丽的行业,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投资热潮。“退热”转折自严查明星纳税而始,再加之限薪令影响发酵,资本逐步离场。
“前几年,资本是以不计成本的方式和百米赛跑的速度进入我们电影行业,但是这几年,尤其是最近两年,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热情少了,融资的难度更大了。”饶曙光表示。
数据显示,2020年电影资本市场总体表现偏冷,以电影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九成以上亏损,个别公司亏损高达数十亿元;相应的,机构针对电影项目的投融资信心明显不足,资本退潮现象愈加明显。
在开心麻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刘洪涛看来,资本退潮对影视行业的影响也许是正向的。“电影其实是一个长周期的项目,从资本角度来说,可能认为风险比较大,因为波动性比较强。但是,真正扎扎实实做好内容的电影项目其实是不缺钱的,这反而会推动行业形成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好的电影项目不缺钱,关键是如何让投资者看到“好在哪里”,进而坚定投资信心。对此,李挺伟有进一步阐释:“就电影行业来说,资本市场从来都不缺钱,而是缺少一个好的评判标准。在文化产业中,电影的投资评估是比较难的。无论是成本投入法,还是市场比较法、收益预期法,都很难适用于电影。这就导致电影投资人只能做‘黑箱’、做‘盲盒’。”
对此,黄群飞深有感触:“我们华夏投资的电影就充分说明了当下电影投资的现状,今年,国家12部重点影片,华夏投了6部,总共投资要多少钱?两个多亿。这个文件放在桌上,我好几天没签。为什么?很有可能上一部、赔一部。”
如何打破投资“盲盒”?李挺伟用了三句话解释:“成本可以控制,风险可以管理,收益可以预期。要实现这三点,必须借助过程管理的数据化,制作流程的工业化,收入可预期需要投资者和生产者双向互动,实现有效的沟通。”
对此,讲武生以“透明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制片成本要更加透明。行业内一直在探索建立完片担保制度,而完片担保的前提,就是制片成本的透明化。电影制作的流程要有透明机制,缺少这个机制,就不能接受完片担保公司的监督,规范化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是宣发成本的透明化,讲武生以自己的公司为例进行了交流:“因为我原来是做科技公司的,来这之后用了半年时间建立了全流程的OA机制,各个环节的花费必须透明,所有的申报费用审批机制,我们都可以实行经费的倒查、协议的倒查,看每一分钱花到哪去了,赚和赔是一个不可控的过程,但是这一点上它需要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