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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题材戏剧创作实践和启示

红色题材的戏剧创作,讲述的是英雄的故事,展现的是英雄气概,无论时代更迭,红色故事蕴含的精神特质都可以打动人、感染人、鼓舞人。

红色题材的戏剧创作,讲述的是英雄的故事,展现的是英雄气概,无论时代更迭,红色故事蕴含的精神特质都可以打动人、感染人、鼓舞人。

40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有更多机会接触这类题材,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有了更全面深刻的了解。百年征途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自己的精神融进祖国的江河、民族的星空,汇入天地凛然长存的浩气之中,他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性的真善美感染着我,我渴望通过艺术创作将他们伟大的精神呈现给观众。

近6年来,我创排了民族歌剧《马向阳下乡记》《沂蒙山》《英·雄》《红船》《银杏树下》《半条红军被》、话剧《春天的承诺》《天上草原》《深海》《记忆密码》、红色题材现代京剧《母亲》,重排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等。我深刻体会到,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戏剧创作,始终需要创作者不忘初心使命,认真修炼艺术功力。

重排版经典民族歌剧《小二黑结婚》剧照 资料图片

红色题材戏剧大多有人物原型或取材自真实历史事件。艺术的观赏性来源于生动和真实,在创作中,找到与当代观众有认知度、有共情点的“人”是关键。戏剧是“人学”,注重对“人”的解读和开掘、对“人”的塑造,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创作命题。  尊重历史,注重对“人”的解读、开掘和塑造

让作品和人物形象可信、可近、可看、可感、可敬,要通过真实细节、艺术再现,彰显人物精神。创作者要在历史记录中寻找人物的本真面貌,在千军万马、大气磅礴中寻找恢弘浪漫的情感澎湃,这个过程是进入创作的过程,也是创作的切入点。

民族歌剧《英·雄》讲述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的故事。百年前,20多岁的他们执着于打破黑暗的旧世界,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当时,那些年轻人是时代的引领者,今天,我们的青年通过奋斗努力实现着中国梦。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我们是否有百年前青年的激情、勇敢、坚韧与奉献精神?在追寻这种精神的共性时,我找到了这个题材的内核和当代性。为了进一步再现真实的缪伯英,最新的剧本重点修改了一场戏,增加了缪伯英和新生的孩子依依不舍、又不得不告别的内容。走进英雄的内心,他们是鲜活的普通人,面临艰难的抉择,他们的“舍”便更显崇高。

舞台呈现的生动性,来自创作者对生活的发现与提炼。深入、多次的创作采风是必需的。排演民族歌剧《沂蒙山》时,创作团队沿着八路军115师东进的路线,对沂蒙革命老区、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大青山突围战遗址、“沂蒙山小调”纪念地、红嫂故里等与沂蒙儿女英雄事迹相关的地点进行深入采风,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情感在大量素材的支撑下逐渐丰盈起来。排演《母亲》时,我来到葛健豪的家乡——湖南省双峰县的深山,只有到了那里,我才能想象和感受到,这样一位革命母亲是如何凭着一双小脚走出大山寻找革命的真理,是怎样独立抚育培养自己的孩子们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将恢弘的历史还原于活生生的人物身上,这种感同身受是创作的源泉。

创作过程中,要把握“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创作者要思考事件和行动,去探究这些是否“有可能”发生在人物身上。“有可能”,是指一切都要符合人物的信仰追求,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或是相类似的一群人的形象高度集中,反映在剧中某个人物身上。

民族歌剧《沂蒙山》中,夏荷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她又是“真实”的。剧中,夏荷在牺牲之前用血水喂养女儿、给她取名小沂蒙并托付给海棠抚养的情节,取材于抗日英雄陈若克母女的真实故事。夏荷牺牲前抱着女儿,一曲《沂蒙的女儿》唱得观众热泪盈眶。“告别了四面荷花三面柳,湖水半城山一城。书香已被炮火染,安逸的心难再平静。”真实的人物原型,让夏荷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并具有代表性。再比如,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已经被大众熟知,但史料有限,不足以立起一部大戏。如何用艺术方式展现这个题材?我们从给老乡剪下半条棉被的3位女红军战士出走之后说起,在作品里展现这3人的命运以及另外半条棉被的“命运”,这就是艺术想象的空间。

守正创新,注重以表演为中心的“整体戏剧”呈现

舞台呈现的手段越丰富,艺术门类的融合表现越综合,观众审美要求越多元,创作就越要注重以表演为中心的“整体戏剧”呈现,追求一戏一格。所谓“整体戏剧”,就是舞台呈现不仅是音乐的、文学的、表演的,它还可以是美术、建筑、光影、声音等空间和时间艺术的综合。从这个角度看,创作就具有了创新意义,将带来一种现代艺术语境下的综合审美愉悦。

当代戏剧要发展,“当代性”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创作者要注重艺术内容、艺术样式和艺术品格的多重“升维”。红色题材戏剧创作要从当代观众审美需求出发,探索以戏剧为主体的舞台多元化表现方式,注重结合视听艺术,在坚守戏剧本体的前提下,调动一切舞台艺术综合表现手段。

在舞台艺术创作中,承载红色题材的戏剧门类是多样的,话剧、歌剧、戏曲……无论是何种戏剧门类,导演都应从一度创作到二度创作对作品进行把握,用符合当代艺术审美的方式进行舞台呈现。比如,民族歌剧《红船》以“红船”为题材,聚焦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我们选择非线性的叙事方式,采用18块3米宽、10米高的大板,在舞台上不断变化,通过推拉帷幕、投影、灯光的有机运用,形成蒙太奇式的转换,通过两个转台带动50个场景和空间,将多个历史瞬间流畅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再比如,话剧《深海》讲述了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创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隐姓埋名几十载,为我国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故事。我们以核潜艇深潜300米为叙事纵轴,以他一生的奋斗为叙事横轴。舞台呈现上,使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下潜深度和气压坐标,这既是潜艇的坐标,也是黄旭华人生的坐标。声光电的设计融合电影手段,借助光影变化,既突出戏剧悬念,也反映了人物内心变化。

戏剧创作中,导演的创作工作要“前移”,应当介入一度创作。创作民族歌剧《沂蒙山》时,导演从策划开始,就与编剧、作曲进入创作,从戏剧文本创作开始就构思舞台呈现样态。比如,我们希望民族歌剧《沂蒙山》更加交响化和合唱化,希望它更具艺术张力,就从剧本结构、合唱和重唱的人物设置讨论研究,这是区别于传统民族歌剧创作的不同点。全剧40段唱,有相当一部分是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和多声部合唱,形成了该剧恢弘大气、史诗交响的音乐特质。我们还在建立戏剧情境和营造戏剧场面上下功夫,如将众多真实故事进行提炼、集中、再创作,对第一幕“战争与婚礼”、第三幕“以命换命”的剧本情节进行大改。

创作者还要探寻与当代观众建立观演互动的语境,在“守正创新”的大方向上寻找创作思路。在《母亲》的创作中,我试图寻找一扇吸引青年观众走进京剧的门,一道艺术之门。在坚守传统京剧演奏与演唱的基础上,融入了歌剧的大合唱与交响乐团的伴奏。在舞美呈现上,将京剧的高度写意性与具有冲击力的视觉舞台设计结合在一起,使一桌两椅的写意形式变得灵动多变。这既符合当代青年观众的审美需求,也完成了创作者对中国当代戏曲舞台呈现的一次探索。

(作者黄定山 为原总政歌剧团团长、国家一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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