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剧带火一座城，未来城市文旅发展又有新路

努力拒绝悬浮剧的影视行业选择先让故事背景回归现实，根据《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态势报告》，2021年上半年全国国产电视剧发行情况中，现实题材电视剧在部数和集数上都占据榜首。现实在哪里？故事发生的地点、历史往往不再架空，而是有据可依，有史可考。一部部情节丰富的影视剧成了另类城市宣传片，上接历史，下接地气，成功叙事的影视剧终会结局，而城市文化发展则需一直在路上。

一部电视剧，除了讲好故事，打造经典角色，还能做什么？社交媒体平台的讨论和扎扎实实的旅游数据都显示，热播影视剧正在无形中承担起塑造“明星城市”的职责。

新浪微博#被影视剧带火的网红打卡地#话题下不少用户主动提名心动城市，官方账号CCTV也下场指出富有地域特色的影视剧能够展现出不同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底蕴；而在界面新闻发布的中国旅游城市榜中，除了老牌城市北上广之外，重庆、上饶、贵阳等非传统名城也展现了不俗的潜力，在榜前十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中，山城重庆成为旅游发达城市榜中的黑马，一方面在于本身拥有的特色旅游资源（李子坝、解放碑等），另一方面也得“感谢”《疯狂的石头》《少年的你》《重生》等影视带来的附加效应。

热门影视剧传递出深入人心的故事，让观众对故事发生地心生向往，隔着屏幕便可与未曾谋面的地点产生情感联系。影视剧、观众、城市三个节点产生联结，最终让观众变成游客，带来了影视取景地旅游的热潮，而这一热潮是否有持续发展的潜力，还需从头分析。

影视剧+城市并非新事

一部影视剧带火一座城，早有端倪。《罗马假日》让罗马带上了浪漫自由的色彩，《东京爱情故事》则是让东京多了一分爱情无疾而终的遗憾和可惜，《绯闻女孩》让观众隔空体验了一把纽约上东区的纸醉金迷……

早期引起城市关注热潮的剧集多来自国外，主要承载了观众对于异国情调的想象——陌生地方发生的各类人情世故，中国早期有条件出境游的观众还是少数，这些屏幕上的故事让观众进行了一场“云旅游”。

1995至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居世界位次不断增加，由0.05亿人次增至1.43亿人次，年均增长17%，从1995年的世界第十七位到2013年的世界第一位，此后一直名列前茅。异国风光不再新奇，祖国胜景成为追求，尤其是在全球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国内旅游成为首选。

细数引起旅游现象的影视剧，一类是塑造城市新形象，另一类则是固化城市旧印象。

塑造城市新形象往往要深度挖掘当地的特色文化。2006年的8分剧集《乔家大院》在用故事传播晋商文化的过程中带火了山西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等景点，甚至在15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关注着这部剧集，“乔家大院在哪”是讨论中高度关联的词条；奇幻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上映之后，在国内掀起了世界第八奇迹秦始皇兵马俑的旅游热潮……这类影视剧叙述的故事常常基于一个不变的场景，故事的展开和场景的呈现相辅相成，最终完成地域特色文化的构建。

第二类固化城市旧印象的影视剧集则多发生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中。《蜗居》《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等都市剧集展现了光鲜大城市生活背后的残酷现实，一方面加强了一线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生活品质较高的固有想象；另一方面也让观众对大城市产生了心灵上的隔阂，形成了只可远观不可靠近的认知，引发了一系列大城市打工人的讨论，凸显社会问题，少了城市文化底蕴。类似剧集《都挺好》让苏州同德里的苏宅、剧中的苏宅都成了旅游打卡地，但是短暂的成为网红引发了一些负面影响之后便再也没有后续。

究其原因在于此类剧集缺少和当地文化的有机融合及互动，导致拍摄地只是沦为背景板，缺少深度内容和故事的加持。

一场成功的叙事

影视剧书写角色，书写故事，也在书写故事发生的场景——城市。刘娜等学者[1]指出：“影视的城市书写，不是单纯的形象表达，更是一种认识和理解城市的方式;它是脱离单纯再现，完成想象式的建构。”

传统的中国文化已经依据中国各个城市的自然地理特色、人文社会环境为城市赋予了一些独特的别称——魔都上海、天府之国成都、江城武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城市通过影视剧音视频的形式被加深及丰富，城市形象延展的方向要么是追溯历史纵向展开，要么是立足当下横向赋值，在此基础上官方+民间的综合叙事最后打造出影视旅游景点。

追溯过去，补完一座城的历史文化，少不了古装剧、近代剧的演绎。

久远的，有《陈情令》中对于古典地名的再普及，云梦（湖北孝感市云梦县）、姑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兰陵（山东省临沂市）等地点光是名字就让人心驰神往。最近上映的《风起洛阳》也是打着边看剧边逛洛阳城的噱头吸引观众，不光剧集布景力图还原神都洛阳的风光，还将羊肉汤、胡辣汤、牡丹燕菜等饮食文化融入剧中，在丰富历史背景的同时展现了接地气的日常生活。

近代剧的成功典范则是自带红色基因的《山海情》和《觉醒年代》。前者作为国家扶贫题材重点电视剧播出后，永宁县闽宁镇的戈壁成为了人们的旅游目的地备选。2021年春节期间，网红公路“66号公路”和剧中涌泉村取景地北长滩村接待游客4.7万人次。基于影视剧和当地资源的文化影视旅游景点、标准影视摄影棚、5D沙尘暴影视文化旅游体验馆、《山海情》扶贫影视文化美食街等长线发展的旅游景点也正在建设中。

后者以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为基点，将历史课本中《新青年》创业始末搬上荧幕，引发了人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追忆之情，和同类剧集一起助力红色旅游发展，同程旅行平台上，2021年端午假期与2020年同期相比红色旅游人次增长了200%。在新媒体介入之后，观众们更是自发对主角团进行故事补充——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话题热议、现实中延乔路打卡献花……

立足当下，在影视中展现地域特色美也是一条路。

取景于云南大理、西双版纳、香格里拉等地的奇幻爱情剧集《司藤》一开播就引起讨论——话题“司藤是云南旅游宣传片吧”，成为IP破圈热点。而相比传统的旅游宣传片，融合了主人公爱恨纠葛的美景多了人情味，也多了吸引力。《隐秘的角落》《你好李焕英》的取景地爆火则是日常生活化的成功，触动了人们对于“真实感”的追求。

在发挥“本土”特色上，国外也有不少经典。比如《哈利波特》系列，小到车站，大到图书馆城堡，一座座哥特式建筑共同构建起来风格强烈的魔法世界，让幻想之地有了现实映射。

横向或者纵向，本质是影视制作方预设的叙事框架，至于产生什么效果，产生多大效果还在于观众的补充。在发动观众方面，精心的制作和无心的植入是关键。成功的影视旅游地打造离不开一个值得反复推敲的故事，只有这样，观众才能沉浸其中产生共鸣，进而关注到作为背景的城市。一旦本末倒置忽视了内容创作，便可能沦为无用的“广告宣传片”。

在观众方面，参与讨论形成正面认知到落实行动，实地前往景区还有一段线上到线下的距离。影视剧固然能凭借剧情、人物获得一时热度，但是剧集停播后，旅游地还能长久火吗？

城市也需要“长久红”

影视联动城市是好路子，但城市“长久红”需要从长计议。

首先让故事中的城市本身就成为故事，构建城市设定；接着以一个地点或者多个地点为核心逐步完善城市场景；最后让人们能够对城市形成认同，产生归属感，最终促成当地文旅消费。贯穿三步的是一个城市固有积淀或后天生成的“文化”。

城市设定也可以理解为城市气质，正是一座城市文化的外在表现。这里的城市文化也并非局限在悠久历史、地域特色上，而是渗透到城市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生活样式存在，一般从生活实践到日常生活，再上升至文化价值。文化名城苏州在不断尝到影视IP（《八佰》《山河令》等）甜头后，一面塑造“江南文化”世界品牌，一面在政府的影视文化扶持下完善高铁新城等影视基地建设；新秀城市重庆撕掉了“山城”这一略显沉重的标签，在《少年的你》等多部青春、怀旧影视中怒刷存在感，结合自己的建筑、美食文化，最终拿出了一张“8D魔幻城市”的名片。

有了框架，便要建好场景。学者西尔指出场景作为一种再定义后的地点，聚焦人的个性化体验，打造了一种人们工作和生活所向往的环境，并且让环境本身成为一种生产力。比如成都两年前率先探索“场景营城”之路，并于2020年3月宣布，将面向全球持续发布1000个新场景和1000个新产品，期望通过打造新场景构筑城市发展的新机会，近期发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产品，也是围绕着世界文化名城“三城三都”等主题展开，还增加了30个“烟火成都”美食品鉴新场景，发扬川菜文化。通过打造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景，让城市发展进入日常生活，展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最后，在城市文化积淀并被建设到一定程度后，无论是当地人民还是外来游客才会形成城市认同和归属感。人们的归属感既包括物质基础依赖，也包括情感联系依赖 [3]。物质基础需要当地政策以及资金支持，情感联系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依托于影视剧这类意象化的表达方式，两者相辅相成，凝聚出当地的吸引力。西尔团队调查显示，政府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关照以及对生产消费场景的更新能够吸引人聚集、停留，即使是离开的人也为这座城市骄傲。

对于城市建设者来说，融入影视剧集创作的潮流，打破荧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玻璃，让城市的大街小巷有故事，有温度；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同时掌握好剧本精髓和取景地特色才能实现地方、角色、剧情的和谐统一，产出观众愿意再三观看的品质剧集，赋予故事和城市历久弥新的能力。

小结

影视剧集打造文旅热点城市，本质上只是转换了城市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形式。现在爆火的影视剧城市还多处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阶段，未来的城市建设应在自身人文自然特色发掘、规划的基础上，有备迎接一个个影视剧热点的到来，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娜,常宁.影像再现与意义建构:城市空间的影视想象[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v.40;No.265(08):98-104.

[2] 董慧,常东亮.城市文化活力研究:理论资源的探寻与发掘[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v.25;No.109(03):21-27.DOI: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1.03.004.

[3] Inalhan G, Finch E. Place attachment and sense of belonging[J]. Facilities, 200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作者：曹学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