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局中局》：靠偶然和巧合，难以成局

法国电影理论家麦茨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一书中探讨影院机制和观影心理时，突出了三个关键词：认同、窥视、恋物。如果不惜折损麦茨理论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我们可以对这三个关键词作通俗化解读——观众的观影愉悦来自这样几个方面：被影片中人物的性格、处境、命运所吸引，或对扮演该人物的演员有认可与赞赏心理（认同）；观看奇观性景象或隐秘、禁忌性内容的满足感（窥视）；对电影中的艺术技巧、明星、电影衍生物（如海报、电影周边、明星签名）等的迷恋（恋物）。在这种理论视野的照拂下，《古董局中局》的艺术得失就非常明显。

《古董局中局》围绕剧中人物许愿与药不然对唐代明堂玉佛头的争夺展开情节，杂糅了寻宝与冒险的元素，带有悬疑与喜剧的色彩，结局是代表正义的许愿与烟烟揭开了惊世谜底，粉碎了药不然的篡位阴谋。影片为我们展示了古董界的深不可测、明争暗斗，鉴定古董的精妙与细腻，以及围绕古董鉴定、买卖而发展出各路人马与江湖格局，这足以满足观众的窥视欲。影片中那些令人大开眼界的古董文物、各种机关和暗语、拥有较高人气的明星，多少可以抚慰观众的恋物心理。但是，观众观赏一部影片的心理愉悦首先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即观众对人物有同理心、有代入感，对影片情节能产生沉浸感，不会质疑其中的逻辑。遗憾的是，《古董局中局》在召唤观众的“认同”方面几无建树，人物缺少感染力，情节四处漏风，观众的观影体验可谓疏离和抗拒。

影片最大的看点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许愿和烟烟在寻找真正的佛头时，需要破译诸多密码，拼凑各种线索，这是对人物智商的考验；二是许愿和烟烟在“按图索骥”时，需要面对药不然的恶性竞争，对付老奸巨猾的付贵，摆脱老朝奉派来的追兵，并与郑国渠的制假团伙缠斗不休。按理说，影片可以借此为观众奉上智力冲浪和动作奇观的双重享受，并制造张弛有度的情节节奏，然而，当影片用空洞的人物形象、错乱的人物动机、潦草的情节逻辑来结构时，观众像陷入了一团迷雾中，被各种应接不暇的人物冲击得头昏脑涨，不明所以。

影片主人公许愿一路寻宝，需要懂摩斯码，精通篆书和中国古代文化，对围棋知识和历史如数家珍，当然还要在古董鉴定方面有极高造诣。问题是，许愿7岁时父亲就不辞而别，他寄人篱下，一直是被作为一名家电维修人员来培养的，少了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又活得浑浑噩噩，他何以能建立如此广博深邃的知识体系？许愿的父亲隐姓埋名，是希望儿子过上简单平淡的生活，但他又留下无数线索，指引儿子找到佛头，这本身也自相矛盾。

许愿在历经艰险，甚至死里逃生之后，知道了一个“惊天”秘密：他爷爷当年将真佛头包在假佛头里送给了日本人。观众等了两个小时，随同人物完成了一路的奔波和冒险，影片就端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重磅炸弹”，这种一脚踏空的失落感令人沮丧。因为，纵然外假内真，许愿的爷爷还是把真佛头给了日寇，被枪毙，不冤啊。许愿在会场那惊天一锤，却生生坐实了自己爷爷的罪名，恐怕与想要给观众反转惊喜的初衷背道而驰。

许愿用惊人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智商，一路破译父亲留下的线索时，观众理应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但这个破译过程依靠大量的“偶然”勉强维系着，破译之后又由更多的“巧合”来推动情节发展，这无异于沙上建房，根基不牢，故事大厦随时会倾覆。例如，许愿看到父亲房间里真假混杂的古董时，瞬间想到摩斯码。由于缺乏前期铺垫，人物的这个脑回路多少有点突兀。他从摩斯码中拼出“付贵”之后，一旁的烟烟马上说她知道付贵，这种巧合简直是天赐良机。他破解父亲留下的摩斯码之后，没有破坏现场以误导后来者，让药不然得以一路跟踪，这又显得太不专业。他拿到青铜镜的全部资料却对关键信息不甚明了时，一旁偷听的付贵马上说，核心密码是找郑虎，而他刚好认识郑虎……影片情节设置的随心所欲、情节链条之脆弱牵强显而易见。

“古董局中局”的片名相当于与观众签下了合约，即人物形象、情节发展会存在意想不到的反转和颠覆，一些看似平常的场景可能隐藏着令人拍案叫绝的骗局与算计。但是，影片中的“局”实在太少，精巧性不足，格局也不大。在关键性的寻宝段落中，人物不是身陷谜团中不知出路，不是因别人的阴谋而危机四伏，而是与敌对团伙正面对决，甚至在地洞里爆发了激烈枪战。一部以“做局”为卖点的电影，争端的解决居然靠不合常理的枪战，这已然落于下风。观众没有在谋篇布局中看到叹为观止的“珍珑棋局”，自然也无法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反转中，涌动自叹不如的心理折服。

影片的开头有一场民间拍卖会，发生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折射了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的社会背景；许愿开设家电维修店的那条小巷，寒酸破败，形象地展现了当年下岗工人的困窘处境；许愿出场时，落魄潦倒，醉酒度日。这些场景给观众一种错觉，以为影片想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表示人道关怀，或者书写失意者步步艰辛的突围之旅。不过，影片很快就让许愿离开这个晦暗的环境，走上惊险刺激的寻宝之路。这说明，创作者对于影片作为商业片的市场定位非常明确。只是，影片既然标明了“1992”的时间坐标，就应该体现对时代人心的敏锐捕捉，对时代风情更有质感的表现与开掘，而不能一方面营造逼真的时代氛围和浓郁的市井气息，另一方面又沉浸在背景架空的叙事快感之中，甚至希望情节的展开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更不受时代氛围的禁锢，这未免有点自我分裂。这也解释了影片叙事失控、观众出戏的原因，因为影片在创作之初就陷入了规划与实施南辕北辙的困境之中。（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