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近在咫尺的谍战与危机如何呈现

在大剧频出的岁末年初，电视剧《对手》能以黑马之姿杀出重围，源自其对谍战剧这一类型的创新性尝试。

在我国，谍战剧向来有市场，因为此种类型多以强情节为主，悬疑惊险。而故事的年代背景大多设置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聚焦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被称为“谍战”，经典之作有《潜伏》《暗算》《悬崖》《风筝》等；聚焦新中国成立后的被称为“反特”，代表作有《无悔追踪》《誓言无声》《面具》等。这些电视剧反映的是不同历史阶段的隐蔽战线斗争，但因为年代距现实较远，想要在惊险刺激之余实现与观众的共情十分不易。因此，年代谍战剧都会着力凸显主人公的家国情怀和革命信仰，以此来感动观众。近几年，配合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当代国安题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里，如古力娜扎、陈伟霆主演的《风暴舞》和杨幂、张彬彬主演的《暴风眼》等，虽然在时空上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但是依然没有打破题材与观众之间的壁垒，总有种隔岸观火事不关己之感。

谍战剧的创作，最难的就是如何把握好远和近。《对手》没有用带有悬浮感的007式炫技和高深莫测的间谍任务示人，而是以真实时代背景和生活逻辑下的猫鼠游戏拉近观众与题材之间远隔天涯的距离，让观众在观剧的同时唏嘘自省，进而产生近在咫尺的危机感。在这一过程中，叙事视角的转变是其最为出彩之处，不过也正是因为叙事视角的转变，让正反双方产生了失衡的感觉，成为该剧的一大遗憾。

叙事视角的转变拉近了题材与观众的距离

很多人看《对手》，最突出的感受是生活质感。的确，相比传统谍战剧，《对手》确实呈现了更多的生活场景和情感细节，但这并不算《对手》的独到之处，2020年的《隐秘而伟大》对老上海的社会世相、市井街弄、烟火琐碎的表现已经开启了生活流谍战剧的尝试。

《对手》的创新在于叙事视角的转变，以及因这一转变所呈现出的崭新面貌和现实质地。编剧王小枪没有按照常规套路从国安人员的视角出发去讲故事，而是独辟蹊径地从潜伏大陆的对方间谍人员的视角切入，将他们真实平凡的日常与惊险刺激的间谍行动交织在一起，向我们展现了中年间谍筋疲力尽、如履薄冰的生活。

潜伏多年的间谍李唐和丁美兮有着再正常不过的公开身份：出租车司机和中学老师。作为间谍，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常常不择手段，除了伪装、跟踪、窃听等常规手法，还经常以色诱、刑讯、暗杀等手段执行任务。而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跟所有中年夫妇一样，为房子、孩子和票子发愁，为家长里短拌嘴。他们也曾有着理想和热爱，有常人一样的欢喜哀愁、善恶标准和价值判断。如果没有走上这条不归路，他们可能就像所有的中年夫妻一样过着平凡安稳的生活。

叙事视角转换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观众以多维度的视角观看李唐、丁美兮这对间谍夫妇的生活，他们是“坏人”，但也是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他们有烦恼苦闷、有人性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比如丁美兮每次色诱之后刷牙、李唐几次去看牙却舍不得花钱等等。李唐本性中的善让他始终处于纠结之中，也让他对间谍身份充满了厌恶和厌倦却无法抽身。为了打消国安的怀疑，他与丁美兮假装去民政局离婚，却在民政局门口吵出了各自心底压抑已久的愤怒。他们假戏真做的感情里，除了战友情更多的是夫妻情。甚至对彼此的依赖比普通夫妻更多，二人相互支撑又彼此救赎。真实的人物处境和情感困境让观众相信这样的人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这些与普通人并无二致的生活琐事拉近了观众与题材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与剧中人物实现共情，并为他们的命运叹息。同时，也拉近了观众与“国安”的距离，为观众提供了危险示范，让观众在惊叹尺度之大的同时见识了间谍的伪装性，增长了一分国家安全意识的警醒；生活其实并非风平浪静，我们之所以对危险视而不见，是因为有国安人员与之同在。

叙事视角的转变带来正面人物塑造的挑战

以反面角色作为主角是编剧的创新性尝试，同时也是冒险的写法。冒险在于以反派为主角很容易让观众与之产生共情，最终形成错误的价值判断。就像多年前的《征服》，孙红雷扮演的黑社会大哥就曾让不少观众的价值观产生了混乱。

《对手》对此的处理非常谨慎，在用生活质感塑造反面人物的同时，不时插入二人不择手段执行任务的情节，让观众对二人产生质疑和憎恶，最终激发起观众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作品达成价值观上的共识。同时，尽管是从反面人物的视角展开叙事，但创作者并没有一直将视线放在反面人物身上，而是随着剧情的展开不断扩大表现主体，从对间谍夫妻的注视，扩大到对正反双方群体的关注，并将国安人员与间谍集团之间的较量融汇在双方的生活之中。与间谍集团终日仓皇唯恐暴露，执行任务屡屡失败和关系紧张、经费无着的状况相对应的，是国安群体指挥若定、机智周旋和不断成长。

由此，尽管与美剧《美国谍梦》有着相近的核心设计，但《对手》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时代质感和精神风貌，成功地通过正、反面人物的生活，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决定正邪两方胜负的实际上是信念和信仰的对决，我们可以看出李唐夫妇的潜伏完全是被动的，他们更加关注如何赚钱、如何防止孩子早恋、如何用医保看病、怎样才能顺利地生出二胎。他们不是为国家和信仰而战，坚持下来只是为了拿到“上头”许诺的那笔经费和退休金；此外如幺鸡、毋总、林彧等人也都有着各自的私欲。反观国安人员，虽然没有一个人把信仰挂在嘴上，但他们对工作对生活的态度已经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对事业的坚持、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不过，以反面角色作为主角依然给创作带来了难点，即正面人物塑造被削弱的问题。编剧同样赋予了国安人员平民视角和世俗情感，颜丙燕扮演的专案组组长段迎九就像《东区梦魇》里凯特·温丝莱特扮演的女刑警，生活中粗枝大叶，因为工作过于投入，把日子过得狼狈不堪，丈夫要离婚、老母亲被诈骗、儿子被小混混欺负、自己的糖尿病日益严重。但她在工作中却心细如发，能通过外卖习惯寻找到间谍的藏匿点，通过儿子伤口的包扎方式发现丁美兮的不同寻常，并最终顺藤摸瓜挖出了隐藏极深的间谍组织。创作者希望由此表达这样的理念：国安人员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平稳的生活，但总要有人为之舍弃小我，他们举重若轻的牺牲与付出，才换来我们现在安宁平静的生活。但是比起李唐和丁美兮这对间谍夫妻带给人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段迎九这样的角色在同类剧的序列里并不少见，因此也就显得中规中矩，甚至给人以配角之感。

（作者王乙涵 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