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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个新春真正意义上的“开年大剧”，《人世间》正在收获充足的好评。
的确，主题的容量（共和国半世纪历史变迁）、原著的体量（梁晓声与茅盾文学奖）、主创团队的分量（李路与王海鸰的强强联手）、实力派演员的数量（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双生双旦再配上一众老戏骨)，怎么看，都是奔着头部大剧去的峥嵘气象。
追剧到目前，个人感受：还不能说是“神作”，但它无疑可称“佳作”。
扎实、耐看。
应该说，《人世间》并非孤立，它呼应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趋势。
这趋势可从《大江大河》绵延到《山海情》再伸展到《乔家的儿女》，再往前推，也许还有《温州一家人》，甚至可回溯到《闯关东》。
它们可以统称为“平民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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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真实可感的穷人生活
平民和史诗，都是国产剧的薄弱环节。缺前者意味着不接地气，缺后者意味着小家子气。
《人世间》以周家三代人视角，跨越多个阶层和多种社会角色，囊括十几位角色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生活变迁，呈现出跌宕起伏又针脚绵密的“中国平民生活史”。
至于“平民”，国剧中“穷人消失”已是共识。
工作场景的CBD化和生活场景的五星级酒店化，满屏都是北三环精装公寓、巴黎当季长款风衣、澳洲M9牛排，主人公哪怕失恋加失业，都可以抱着腿坐在巨大的落地飘窗前，捧着一瓶法国原装白葡萄酒出神。
《人世间》的故事被放置到铁灰色的黑土地上、“好女不嫁光字片”的贫民窟中。
据导演说，为了这个贫民窟，剧组搭了4万平米的景，灯线就用了7万米。搜罗来的老物件，堆在一千多平米的道具库中。
那些“洗了棉裤就没有多余的裤子穿”、“抢救地窖冻菜因为是仅剩的食物”、“把粮本上的肉全部买光还是应付不来过年”的窘迫和短缺，辛酸之中，反而有种温煦的质感。
因为那是属于平民的真实，也就是属于生活本身的真实——雷佳音在采访中说，剧本特别打动他的一点，便是可以诠释自己父亲年轻时的亲身经历。
男一号，也可以穿打着补丁的蓝色工装服，套着姐姐穿过的五彩毛线裤。
当周秉昆急不可待地往嘴里塞进一块红烧肉时，观众能共情到的快感，超过了任何一部华美都市剧里的烛光晚餐。
最动人的东西，从来都是带着烟火气的。
人世间的答案
平民史诗，不是带着平民看史诗、也不是推着平民去经历史诗，而是以平民见史诗、由平民组成史诗、在平民身上撑起史诗。
于是，在《人世间》中，大家看到了诸多独具年代感的、左右中国人所有动机和选择的、也只有作为过来人的中国人可以理解的要素。
政治成分、城市户口、公家人身份、知青下乡、三线支援、生产建设兵团、投机倒把分子……
这些要素足以把一个家庭拆得四分五裂，所以故事一开端就是离别、就是天各一方。
《人世间》没有绕开，没有回避。
由此组成了丰满且具备说服力的群像：干部、商人、学者、市民阶层、官二代。
尤其是工人，各种各样的工人，木材厂的、建筑工地的、酱油厂的、甚至是澡堂修脚的，周父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是技术权威，周秉义和周蓉是工人二代里出类拔萃的知识精英，周秉昆在性格和身份上都相对简单，怎么看都是最纯粹的工人，结果命运反倒尤其跌宕。
修桥洞泄水的一场戏，体现的是工人之所以为“工人”的专业性——这背后，又有理想年代里，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和领导阶级，改天换地的战斗豪情。
搭伙买成扇猪肉、白糖换红糖，体现的是工人作为普通人的“专业性”，是“工人的日子”里统筹和计算的机灵——这背后，又有计划经济的松动、市场经济的春风乍起后，生活不为人知的改头换面。
后面还会有经济开发区的故事、老居民区拆迁的故事，这是工人们走入新的时区后必须面对的机会和创痛——这背后，又有改革开放的浓墨重彩、艰难破局。
包括东北这个陷入停滞的老工业基地，与深圳这个经济奇迹特区之间，季风和候鸟式的、双城记式的对撞，半个世纪历史的困惑与新奇，都在这场对撞的火花里。
既有先进生产力的骄傲，也有确切的琐碎的辛劳。每个人都在时代的号角与巨轮下，一次次变换自己的车辙与航道。
而且，主创没有试着对其进行任意的道德裁夺、政治评估和价值判断，它只是笼统地把一切概括为“人世间”——“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是人就得活”。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间，这构成了唯一的答案。
超越时代的共情超越俗世的理想主义
因此，必须承认，《人世间》真的太适合春节：虽然不是合家“欢”，但直击芸芸众生的切肤感，打捞、加固和复现几十年里的集体记忆，能够稳得住几代人一同坐在电视机前，或唏嘘或感怀。
鉴于目前电视剧的播放进程还远没进入“当代”，所以我一直近似“不怀好意”地关注一件事：看起来“老掉牙”的它，有没有真正引起年轻人的兴趣。
然后我看到了一些鲜活的反馈：
一方面肯定是好奇心的满足：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的父辈和我们的社会，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另一方面呢？它又经得起许多趣味的、乃至二次元的解读：
周家春节团聚的场景，活生生在当代人的常规焦虑里落地生根：“社交尴尬症”、“东北瘫”、“父母催婚”……谁说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周秉昆榆木脑袋的直男癌，及其不解风情又一根筋的说话做事方式，还有周家母子日常互相嫌弃又互相依偎的模式，也都让人忍俊不禁。
包括周秉昆的爱情也包含着某种“现代性”。
先是谢绝了青梅竹马的发小，因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接着是在一个极度禁欲年代里躁动不安的青春期，恰到好处地被郑娟裸露的一段脖颈和脚跟所触动、唤醒与启蒙，于是情欲和爱欲都变成了执念，哪怕对方是个杀人犯留下的寡妇、还拖着一家子生活不便的老小，仿佛也只是助燃了这份飞蛾扑火的不悔。
心灵沟通一旦达成共振，人性的深情，是有机会突破代沟的。
还有，仅仅现实也是不够的，现实之上、之内，还要回荡着理想的辉光。
那么苦的年代，每个人却都有种不计得失的拗劲儿。
周家兄弟像是用一份更纯正的理想主义，演绎着为啥他们家才是主角。就像水自流的那句话：我跟他看上去不一定像坏人，但你（周秉昆）一眼看上去就像好人。
周秉昆的邻家好男人式的忠厚，周秉义“精神不能颓唐”的好干部气质和凡人英雄气质，周蓉的读书人情怀和独立女性的硬度。他们与那些熟谙人情世故、拆解社会规则的旁人，一同组成了立体的时代肌理。
他们一起经历了太深的希冀和执着，一起拥有着一份厚重的底色与一份高贵的调性。
这就是人性的向善和至善。
当然，《人世间》也并非全无瑕疵。
比如部分台词欠精炼、局部节奏稍缓、闪回太多、有些布景的舞台感偏重。
比如剧情推进和反转太依赖巧合，周秉昆在浴室门外救人偏偏救的就是领导马守常，周父探亲搭车遇上的热心人偏偏就是女婿冯化成。
比如，电视剧着力于凸显每个人在时代车轮前行中的被催动感，并将之作为绝大多数人物动机，但有意无意，它还是会过于泛滥和迷信地使用了感情戏来解释一切，周秉义不愿去做团级秘书是为了爱情，周蓉去贵州也是为了爱情。
但瑕不掩瑜，我依然会愿意为《人世间》点赞。
为它大时代中的普通人，为它烟火气中的英雄气，为它人性中的神性，为它平民中的史诗，为它宏阔中的细腻，为它现实主义中的理想主义、非常感性中的非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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