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克制的影视翻拍

影视剧的翻拍其实是一种文化产品的“翻新”现象，原作强大的影响力和成熟的故事与人物蓝本自然会吸引创作者和投资方对其再次开发。

从投资和创作态度来看，当下的翻拍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烂拍；二为豪拍。烂拍者明知自己从艺术到制作水准远不如原作，但仍要利用原作的IP来赚快钱。而豪拍者则往往是当红的导演与投资团队，试图以更大的制景与投资和原有的创意与故事结合，拍出更有视听效果及当红明星效应的作品。一方面借助影视的可重复消费属性对老观众进行再次收视收割，另一方面则是利用老作品的传播力度吸引新的观众入场。

图说：《尼罗河上的惨案》 资料图

2022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北美的票房其实还算不错，这要归功于阿加莎推理故事的原本精彩和一批养眼的流量电影明星的加盟，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精致的华服和埃及旖旎绚丽的风光。然而即便有“神奇女郎”的加入，在中国大陆却没有换来票房的奇迹。原因何在？首先新版的流量明星对中国的大部分观众来说是陌生的，而相对于老版的电影和电视剧里的“波洛”，我们已经接受了他是个悠闲风趣的留着大胡子的比利时矮胖子，对于目前这个有些酷的一战退伍英雄形象是排斥的。不论是阿加莎的原著还是已经拍成的任何版本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主体类型都是悬疑与推理。此外该片的导演肯尼思·布拉纳还罔顾人物形象与原著的差异自兼主演，并且自恋地为主人公增加了一战英雄的人设。对于大多数已经被老版或小说剧透的中国观众，情节上可怜的收获是波洛大胡子的由来。此外，从被害人到两个凶手都没有太经典的细节刻画，显得“傻白甜”。不少观众戏言此版风光片的价值大于悬疑片的效果。

著名的现代文艺评论家本雅明在长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视当时诞生不久的电影为机械复制的艺术商品，担忧其会带来艺术“灵韵”的消失。虽然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导演兼主演比老版电影和电视版帅与酷许多，但我们已经接受了比利时胖侦探的悠然式破案与最后的推理，也就没有“硝烟印模”实验的突转桥段和“女人最大的心愿是一个人爱她”，这样经典的叹惜式总结。

影视经典的翻拍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尤其是一些深谙艺术与技术及大众欣赏心理的投资方和编导。徐克导演的3D版电影《智取威虎山》获得了相当多观众的认可，某种程度上还是证明了原作的经典性。不仅如此，其中有着对原有精彩人物和情节的保留与深化，也有着新的视角的回眸，明确告诉新老观众这是一次致敬式的“隔代再度演绎”。1987年程小东翻拍1960版李翰祥导演的《倩女幽魂》也取得过类似的成功，但2011年叶伟信版虽然也有明星助阵，但口碑和票房都没有那么幸运了。获得20多亿票房的悬疑烧脑电影《误杀》则是翻拍自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与观看过的印度电影，并且将时空移植到了我们相对熟悉，但也保留着一点审美距离的东南亚某国。在镜头语言和人物表演的摄制上丝毫没有懈怠，可谓深思熟虑加兢兢业业，方制造了对中国观众超过原作的审美与共情的效果。但更多的影视剧翻拍者则没有那么清醒与努力，多是简单寄托于原作故事原型和流量传播对票房或收视率的转化。因此，彩色版电影《小城之春》《庐山恋2010》到电视剧新版《亮剑》《雪豹》《霍元甲》《一起去看流星雨》等等，从翻拍的质量与质感和口碑都和原著相距甚远。

其实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总体拍摄质量还行，对于没有看过1974英法德版的北美观众而言，他们熟悉的部分明星，刻意美化的埃及尼罗河两岸的风光与古迹，以及编导有意增加的种族人物和多元性人物关系与话题，都是定向式的增色添彩。但这些对将老版尤其是大神级的配音版深埋于心无法撼动的中国观众来说，显然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科技的进步大幅提高了电影电视的视听效果，但我们远不如上几代创作者专注与洒脱。经典不可多得，翻拍需要考量与慎重。影视从业者需要学会拒绝诱惑，视野中不应仅有原作的票房价值，更要体会它成功深处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主题及人物塑形。狄龙在拒绝翻拍《英雄本色》时说：“不要拿大红包诱我，你怎么再找一个张国荣给我？”

影视经典的诞生有些是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更多的是震撼人类心灵的巨制，至少是一次艺术创意或故事人物的成功呈现。它可以被学习与模仿，难以被原样复制，更不可能超越。对原有IP的熟悉度并不能决定大多数观众的观影决策。

相见不如怀念，翻拍请谨而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