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独家专访：走出书斋，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化

2021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472.58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为399.27亿元，占总票房的84.49%。全年总票房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中国电影一路走来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一起来听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推动者，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的讲述。

本期嘉宾

尹鸿，影视传播、大众媒介与文化产业研究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网络文艺研究委员会主任，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和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剧导演委员会和编剧委员会指导委员。

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播音主持人金话筒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重要奖项评委。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转入影视研究，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张小琴：后来您从文学评论转到影视研究，应该是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

尹鸿：我在北师大读书工作，北师大周边电影机构特别多，校门外1000米都不到就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北边是电影学院和北京电影制片厂。那时博士特别少，电影研究很薄弱，就老希望文学博士介入一下电影的研究和评论。当时看电影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们想蹭电影看没得选择，只能“出卖”自己，所以愿意写点稿子换电影看，每周四到电影资料馆看两部资料片，非常难得。这样就慢慢跟电影界产生了联系，觉得影像表达可能比文学的表达更直观，但是又更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学电影、了解电影、爱上电影。

再加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博士毕业时，虽然博士并不多，但是全中国教现代文学的人有3000人，整个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出名作家50个，虽然我在里面研究也还不错，但是我该做的研究其实已经做过一遍了，特别有趣的东西不多了。当时我特别想做的就是曹禺和鲁迅，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够，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足以让我做一生。然后正好这个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电影界没有什么研究人才，但是电影影响这么大，全社会都关注，我为什么要放弃它不做研究呢？所以博士毕业我差点去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当时还没有博士生，他们专门跑到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要了特殊的名额给我，结果北师大正好成立影视戏剧教研室，坚决不放我离开。最后我留下来，在影视戏剧教研室开始教电影教戏剧，很快我就觉得既然搞电影，得搞个事儿吧，于是就开始作为主要组织者策划创办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现在已经25届了。

张小琴：1993年设立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初衷是什么？

尹鸿：第一，中国电影那时候开始进入低谷。我当时有个直观的感受，电影界老了，都不了解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怎么拍年轻人认可的电影？所以我觉得首先需要让电影界了解青年人。第二，青年人也需要有更多接触电影的机会，从私心来讲，因为我是一个刚刚从事电影研究的人，我希望自己找到一个角度进入电影界，让电影界知道我跟电影是有关系的人。白手起家，没有一分钱，甚至没有一间办公室，就这样开始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张小琴：怎么办起来的呢？

尹鸿：第一届我们带着几个学生干。到现在为止，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那些主要的奖项大部分都是我设计的，跟各个电影公司、电影厂要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去谈，所有合同文书都是手写，出去打印。学校不给钱，那个时候很穷，经过黄会林老师联系台湾的一家方便面企业说有赞助意向，愿意跟我们谈。他们在宣武门外，那时候打不起出租车，昏天黑地，我们骑着自行车去跟他们谈，谈了五万块钱，这样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就启动了。我们也找了北京电影公司，靠自己的青春热血说服他们当时的经理，因为没有拷贝，我们第一届电影节所有拷贝都是把北京电影公司发行的拷贝调过来给我们放映。场地都是我们跟人家磨下来的，免费使用，那时候年轻，一个一个磨，就磨下来了。奖项设计大家都觉得很有特色，艺术创新特别奖、最佳观赏效果奖等，这都是传统奖项里没有的。

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跟别的奖不一样，要有青年人特点，然后要在“五四”青年节颁奖。第一年，到颁奖那天，一半的获奖者没有到场，但是到场的那一半评价都特别好，说你们这是青年人用良心评出来的奖，跟别的奖有各种利益的影响不太一样。而且我们设置的奖比较特别，学生和专家评委一起评。从那以后，我们的一些判断标准、一些对待电影的手段开始被电影界认知。

张小琴：设奖参照了什么？

尹鸿：基本上奖项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方案，我们想的是怎么反映年轻人对电影的认知，不设专业门类奖，因为那种专业奖普通学生认知不了，所以评的奖都是普通观众、青年学生能够认知的东西。这样就跟传统奖项不一样，而且确实体现了观众的选择，在当时确实挺有影响的，包括除了最佳男女演员，后来增加了最受观众欢迎的男女演员，表明他们可能不是演技最好，但是人气最高，观众喜欢。

张小琴：这个电影节您做了几届？

尹鸿：我一、二、四届都是秘书长、评委会主席，第三届我正好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所以基本上开创期的几届都是我在做主要的组织者。当时艺术系全体老师，在黄会林教授的领导下，对电影节全力参与和支持。

研究好莱坞，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化

张小琴：2000年的时候您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尹鸿：《好莱坞全球化策略》。我从美国回来写了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

一个是这篇《好莱坞全球化策略》让大家第一次了解好莱坞为什么成为全球的中心。第二篇文章是写好莱坞电影在中国，这篇查了大量档案，我跟朋友一块联合做的，特别是里面找到了非常重要的文献。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电影管理机构，但是商务部国际贸易司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成立过一个电影处，这个电影处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国电影市场调查报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关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但是是美国人写的。

所以我说它的全球化策略不是说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它细到什么程度？像上海有多少家电影院，每家电影院有多少座椅，电影院和电影院之间拷贝运送花多长时间，能不能坐公交车去，还是只能拉黄包车去，交通方式都有。包括在报纸上登的美国电影广告中哪些广告引起过批评，它全部都有。这些信息就是提供给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就是政府在为企业服务，把这些调查数据、报告给企业，让企业寻求进入中国的方式。

张小琴：30年代他们就已经把中国当作潜在市场了？

尹鸿：因为那时候中国市场在全球也不错，是很重要的市场。

张小琴：所以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而是政府倡导的行为。

尹鸿：美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电影，但是政府不直接介入电影，它会为电影的国际传播和输出提供非常多的支持。美国没有电影局，但是商务部国际贸易司的电影机构，就是解决电影的国际贸易，包括帮助这些公司处理电影国际传播遇到的困难，比如如果当地有人抗议，他们会怎么样协调，包括怎么样跟当地政府协调解决这些问题等。

张小琴：您在《好莱坞全球化策略》这篇文章中提出，最大的政治就是电影的产业化，而且还讲到政府应该做的是帮助电影市场产业化，而不是干预个别电影的制作，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产业化有一个很高的期待，是吗？

尹鸿：这个时候中国电影已经奄奄一息了。2000年，我们的电影产量大概只有40多部，总票房可能5亿左右，但一多半是美国电影创造的，剩下一点就是冯小刚电影创造的。这个时候最大的政治就是市场，因为当市场没有了，一切所谓的舆论导向、所谓的主旋律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有个观点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让中国电影活下来，才能活得更好。这个观点一开始也有人批评，但是政府的主管领导接纳了这个观点，在当年的电影工作报告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引用了我的一句话，“市场话语权是最大的政治”。其实很多政府文件都引用过当时我各年度的关于电影的认知和判断。

张小琴：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对于电影后来走向产业化道路产生了影响吗？

尹鸿：我认为有影响，因为2002年开始做产业化改革，我2002年开始写产业报告，而且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电影产业报告，在此之前没有人写过。我的产业报告是跟随着中国电影产业进程一起走的，而且那些年电影主管部门基本上每年都会了解这些报告，还会对我的报告做一些讨论、分析。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重要的决策其实我也参与过讨论。

张小琴：把电影称为产业，这点是您比较早提出来的？

尹鸿：在这之前文化业其实都不能提产业，2002年、2003年开始，把文化作为产业才相对比较正式了，但是电影在文化业是最早提出产业化概念的，因为电影已经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必须要走产业化道路了。

张小琴：《好莱坞全球化策略》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也是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时候。这个时候写这篇文章是不是对加入WTO--所谓“狼来了”的应对之策？

尹鸿：我去了美国，发现电影在美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回来我还是觉得有太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不是中国电影要死，而是中国电影没有找到生的方式。所以回来我才一年一年地开始写电影产业报告，而且每年都会发现电影产业改革当中的新问题，可以说这些文章真的是伴随中国电影产业一点一点进步的。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可能是比较少的学者，在每次电影节的行业论坛当中都能做主旨发言，能够表达对这个行业的认知，而且还得到这个行业许多人的认可？就是因为我坚持观察这个行业的规律。而且我觉得我那年在美国这个底子打得比较好，后来我再去了解美国的信息我就会知道是什么了。美国电影协会(MPAA)每年3月的数据是我最早引进中国的，过去中国人不知道美国每年发布非常完整的电影产业数据。它既有全球数据也有美国数据，当然美国数据为主。这个数据现在大家都非常普遍地使用。再比如“高概念”“商业美学”等概念术语，几乎全都是我带着几个学生翻译过来传播到中国的，现在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了。所以这段工作我个人认为不仅对学术界，其实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多少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小琴：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中国电影已经算是产业化了？

尹鸿：是。2002年电影产业改革主要改了几个内容：

第一，全产业链向市场开放。原来的生产机构必须是国营电影制片厂，改革后只要是中国公民、中国企业都可以生产电影，这样就提高了电影的生产力、降低了准入门槛。发行、放映也都这样开放了，原来电影院都是国有的或者集体所有的，现在我们有了私营电影院，而且可以跨区域整合并购，这就符合市场规律，就可以优化，所以电影院风起云涌。原来全产业链受到压抑，现在全产业链活跃并且互相找对应关系，带动了整个发展。

第二，我们一直推动审查制度化。审查制度化让审查可以寻找规则，而不是人为任意地审，后来我们电影审查的多元性、宽容度，包括审查机构组织的多元性就大大提升。所以实际上这十几年，虽然观众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跟过去相比，在审查的规范性和宽容度上已经有了特别巨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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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播客根据2018年4月24日

在清华大学大礼堂

对尹鸿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主持人简介

张小琴，文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教育史研究会副会长、视听传播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新闻与传播教学研究与实务工作，自2016年1月起，负责“人文清华”讲坛的组织和实施工作。曾任中央电视台、山东电视台主持人，曾获第五届“金话筒奖”，“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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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清华”讲坛是清华大学于 2016 年初开启的大型活动，遍邀当代人文大家，阐述他们的经典学说、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致力于构建一个人文思想持续发声的公共空间，推动人文日新、社会进步。

《人文清华》播客是我们与大家交流的另一个窗口，会完整呈现我们对清华著名学者的长篇访谈。之前发布的“人文清华”讲坛嘉宾的视频节目和相关微信文章由于时长或字数的限制，在编辑的时候忍痛舍弃了很多内容，为了更好地传播嘉宾们的宝贵思想，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些珍贵的素材做成一档播客。

本播客精选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知名主持人张小琴女士对登上讲坛的清华人文学者的长篇访谈，全面反映学者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经历，使各位听众不仅知其学术之所然，亦知其所以然。他们作为亲历者的口述，同时呈现了特定时期中国社会、人与文化发展的鲜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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