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故乡是我观察整个中国的一个窗口

山西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大省，如何让青年人更好地理解、传承历史文化，是全国人大代表、导演贾樟柯一直关注的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贾樟柯带来议案，建议制定中小学生历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体验规划并纳入课时，通过体验式、沉浸式教育来培养孩子们的文化自信，增强文化黏合度、向心力。“历史文化之旅，我认为既是历史教育，也是美学教育。”

为何创作总是和故乡分不开？贾樟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其实对我来说，故乡并不是第一位的，故乡所代表的广泛的中国社会才是最重要的。故乡是我观察整个中国的一个窗口，我才会一直拍它。”

历史文化资源利用

“历史文化之旅，我认为既是历史教育，也是美学教育”

记者：今年你的议案关注什么话题？

贾樟柯：今年的议案是关于制定中小学生历史文化遗产和博物馆体验规划并纳入课时的。山西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大省，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条件。但前期调研我发现，我们中小学对身边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不够，体验式、沉浸式教育缺失。

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平遥调研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总书记的话振奋人心。

如何让下一代人理解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想，政府在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梳理、保护等阶段性工作完成后，应该因地制宜把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纳入到中小学教学规划中，这既是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记者：具体来说应如何操作？

贾樟柯：一方面，中国历史文化遗迹太多了，建议国家能为中小学生建立一个历史文化遗产名录，筛选推荐哪些是值得中小学生去学习的。另一方面，各地要因地制宜制定自己的政策，充分发挥好各自城市及周边城市文化资源。当然，课时要求、配套教材等也很重要。

以前我们比较忽视这种体验式教学，现在要整合文化资源，让孩子们能够通过亲身体验培养历史兴趣。平常孩子们去历史遗迹可能就是打卡，父母帮着拍照，摸一下石狮子就结束了。但我认为，孩子们去了遗迹不光单纯为了拍照，还要了解它在中国建筑史、中国美学史上的位置，理解其内在文化，这很重要。但目前这部分教育是缺失的。

历史文化之旅，我认为既是历史教育，也是美学教育。未来人才的美学竞争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世界很多国家都在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从中小学就重视孩子们的美学教育。文化遗产体验是一个不错的途径。我认为，小学要完成一次跨市文化遗产体验，中学最好能完成一次跨省文化遗产体验，比如山西的孩子去看看兵马俑，陕西的孩子来看看平遥古城。现在交通网络日渐发达，社会物质条件充裕，完全可以多部门合作，比如文旅部门减免门票、交通部门减免车票、教育部门加以引导等，通过沉浸式教学来培养孩子们的文化自信，增强文化黏合度、向心力。

平遥电影展

“能站在行业前沿、学术前沿，带来一些思考和最新国际电影产业信息”

记者：你希望通过平遥电影展给中国电影业带来哪些变化？

贾樟柯：平遥电影展已经举办五届了，我们也在总结经验，找准不足，了解中国电影产业、电影工业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

去年我们形成的共识就是平遥电影展不扩张，保持每年60部左右的展映量，形成聚光灯效应。平遥是一个人口50万的小城，容载量有限。同时，给年轻导演带来一种聚光灯效应，让媒体了解他们，让观众认识他们，把他们推进电影工业。坚持对年轻导演的帮助和扶持，是平遥电影展的初衷。如果有太多电影焦点就会乱，我们就保持精品电影展小而精的定位，不做庞大的电影展。在选片设置上，要坚持专业性、国际化。这两年国际环境变得比较复杂，但还是要坚持跟外部世界保持文化联系，彼此沟通。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同时我们也在根据环境变化不断完善电影展。随着互联网发展，很多电影导演开始制作短剧集。短剧集有大容量、大篇幅的优点，像电影界的长篇小说。去年我们成功做了短剧集的创投，这是一种趋势。

这五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平遥电影展能站在行业前沿、学术前沿，带来一些思考和最新的国际电影产业信息。

记者：超过你的预期了吗？

贾樟柯：五年下来平遥电影展已经超过了当时的目标。当时有点像联欢会，办个电影展年轻导演能放他们的片子，大家认识一下他们是谁就行了。我们推出了很多影片和导演，这些导演开始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电影产业开始重视，我们觉得这事儿也得认真对待了。从最初同仁性质的联欢互助，到现在具有高度学术性、前瞻性的国际影展，五年下来的效果出乎意料。

山西省市县三级政府都非常支持这个项目。山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现代化转换比较匮乏。经过五年努力，平遥电影展本土观众数量已经从开始的30%左右，到现在超过一半了，这证明现代化的文化活动在山西也是有土壤的。

电影教育

“山西电影学院建在中国最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对于培养学生的电影美学是有帮助的”

记者：去年4月，山西传媒学院山西电影学院揭牌，你出任首任院长。为何选择在山西做电影教育？

贾樟柯：山西既有古代的山西也有现代的山西，这里的场景很有趣，这跟在北京、上海办电影学院不一样。山西电影学院建在中国中部地区，建在中国最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对于培养学生的电影美学是有帮助的。我们在太原或者在汾阳学电影、拍电影，跟在一线城市去拍一部电影，美学的场景完全不一样，这特别吸引我。

其实山西与电影有很深的渊源。很多中国电影是山西人投资的，中国电影界有很多工作人员是山西人，像宁浩导演、曹保平导演，我们都在省外工作，是山西培养了我们。可以说，山西是电影人才储备基地，希望通过电影展、电影学院慢慢形成电影产业，最后能形成山西电影的“元宇宙”，这是我的理想。

选择山西，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生活非常值得关注。在这样的现实社会和生活图景上，建立一个电影学院，对丰富世界电影银幕有好处，对中国电影保持跟现实的关联、保持跟中国本土的关联、保持跟人口众多的真实生活场景关联有好处。

虽然我们没有一线城市发达的文化资源，学生对一线电影产业发展有些陌生，但我们竭尽所能调动资源，启发学生将个人感受、生活经验转化为一种珍贵的个体经验。

现在影像非常发达，孩子们都是看电影长大，他们的创作难免会从电影到电影，人物设置、故事框架等都是从电影中学来的，但身旁那么火热真实的生活，却忽视了。这需要教学引导，让孩子们学会理解重视自己的生活，将真实感受转化成电影，而不是说我拍了一部像什么的电影。这些思维方法需要通过教育，让孩子们知道电影或者任何艺术最可贵的是调动个人的经验，把你对这个社会、对当代生活的体悟转化成艺术。

记者：为什么个人的体验很重要？

贾樟柯：这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个体经验、个体感受是个体对庞大社会体系、经济体系、政治体系运作所产生一切影响的综合感受，这种感受来自生动的人，因此也更感性、更细腻。纵观艺术史，一直强调艺术教育要回到艺术本身，要遵守艺术规律。我想，个体体验就是艺术规律。我们可以去拍宏大题材，可以讨论宏大问题，但这些都不妨碍一个个体的经验和感受。

故乡

“是我观察整个中国的一个窗口，才会一直拍它”

记者：去年你的影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通过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作家讲述中国70多年来的历史流变。艺术家与历史学家讲历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片子，我更多是聆听者。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很多我也经历过。我的经历跟余华基本重合，他比我大几岁。贾平凹老师的有些经历我没经历过。梁鸿经历的时代我都经历过，各不相同。这里既有个体不一样的具体感受，又有对同时代的共性认识和理解。我想这就是艺术家与历史学家的区别。

历史学家讲究概括、数字、因果，他们关注的是历史规律、因果关系，而艺术家讲究描述，追求对具体情境、具体细节的关注，是一种可感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进入到历史环境中生活一段时间，感受历史在发生过程中个体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与历史学家的讲述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如果只有历史学家没有艺术家，那我们就缺少可感的历史；如果只有艺术家没有历史学家，我们可能就缺少宏观。这两者都关照现实，缺一不可。

记者：你的创作总是和故乡分不开，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贾樟柯：其实对我来说，故乡并不是第一位的，故乡所代表的广泛的中国社会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拍我老家汾阳，当然有情感的因素在里边，但并不是汾阳有多特别，而是汾阳跟中国任何一个中小城市一样，在城镇化过程中形成了跟大城市不太一样的发展路径，具有普遍性。理解了汾阳，理解了广袤的中国乡村，就能理解今天中国城市发生的情况和问题。故乡是我观察整个中国的一个窗口，我才会一直拍它。

文娱领域治理

“出现了一些乱象，这需要国家层面加以引导”

记者：过去一年，有关部门加强了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对“饭圈”乱象等提出整改要求。你怎么看？

贾樟柯：随着文娱产业迅速发展，确实出现了一些乱象，这需要国家层面加以引导。

去年有专家建议演员要持证上岗，我就不赞成。艺术创作是非常不拘一格的，我的电影很多都是非职业演员来演，如果都要有证的话，我的美学就没有了。我不可能让一位农民朋友先去考个证，我再跟他合作。这跟艺术创作规律相抵触，有些问题不宜用粗放的办法解决。

疫情时代对电影的新思考

“疫情过后，电影人会用新的作品、新的电影语言、新的叙事来回应这段历史”

记者：刚才谈到宏大叙事。去年不少这样新主流电影得到观众认可，你怎么看？

贾樟柯：这些新主流电影一方面创作有很大变化，非常商业化，成功实现了主旋律电影跟商业电影的融合发展，赢得了观众。另一方面也是契合了现实氛围，带动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发展是多样性的，既需要主流电影，也需要百花齐放的多元空间，从多维度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

记者：现在海量的短视频创作会对电影业产生影响吗？

贾樟柯：短视频因为海量信息传播，改变了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从文字传播到图文传播，再到影像传播，传播方式不断在变，社会都在适应。我并不把短视频作为艺术来面对，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信息属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社会提出一个新要求。对于传播者来说，是否需要学习一些影像传播方法；对于大众来说，也面临着如何去判断影像信息、如何接受解码的问题。这是短视频带给我们的新课题。

电影界讨论比较多的是短视频会不会取代电影，目前我看没有这种趋势。电影会学习短视频的一些经验，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载体。短视频首先还是信息传播载体，具有碎片化特点，它不是艺术作品，而长片电影最可贵的是它的结构性、整体性，这两者是不同的思维方法，无法互相取代。

记者：疫情两年了，你对电影有哪些新的认识？

贾樟柯：过去电影界有一个共识，把导演分为经历过二战的和没有经历二战的。二战前的电影讲究大制作、豪华布景，很多改编自经典小说，如《巴黎圣母院》《红与黑》。而经历过二战的电影人，对人性和电影有了全新的认识，有蓬勃的表达欲望，很快产生了新的美学潮流，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德国新浪潮电影等。

新冠疫情作为影响人类的公共事件，也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疫情会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无法跨境旅行，有的香港朋友两年没回香港，有的两年没回内地了。疫情触发了电影人新的思考，观众也在疫情中重新打量周遭的世界。这种改变，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有很大的启发。虽然疫情还在继续，不知什么时候结束，但疫情过后，电影人会用新的作品、新的电影语言、新的叙事来回应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