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中国兵法的电影表达

电影《狙击手》海报。图片来源豆瓣

战争类型片作为电影家族重要的一员，为世界电影之林创造了众多硬核经典，如撤救片《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敦刻尔克》，坦克片《猎杀T34》，潜艇片《猎杀U-571》《冰海陷落》，反战片《现代启示录》《第一滴血》《全金属外壳》，还有狙击片《兵临城下》《女狙击手》《太极旗飘扬》《高地战》……

那么，在尚不能抗衡的世界战争电影面前，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条避其锋芒的蹊径，创造一种脱离刻板印象的中国战争片的样子呢？

近年，中国电影，包括革命历史战争、现代边境保卫战与现代武力营救在内的军事题材类型片可谓异军突起，从《战狼》（2015/2017）、《湄公河行动》（2016）、《红海行动》（2018）到《八佰》（2020）、《金刚川》（2020）、《长津湖》（2021），再到2022这个春节档，同时上映两部抗美援朝题材片——《长津湖之水门桥》和《狙击手》，至此，大家已不约而同地给出评价：中国战争片日趋成熟，我们应该可以斗胆地说一句“不容小觑”了。

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与女儿张末联手执导的对狙硬核片《狙击手》以满载着中国美学的艺术表达向世界同行亮剑。

毫无疑问，这既是一场顶着狙击手类型片天花板《兵临城下》打的硬仗，同时又是老谋子在自我开拓的路上背负着《悬崖之上》等各种声音的双重压力之下再押的一宝。我们都非常清楚，能在春节进影院看这个片子的，无外乎三种观众，战争铁粉、老谋子铁粉和有着抗美援朝战争情结的人。值得庆幸的是，《狙击手》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称其“有泪点，无尿点”，以拧干了水分的节奏、速度与细节创造一种让人凝神屏气、决不放弃、死追死赶的带入力量。

影片从唯一幸存者“我”——陈大永的角度进行讲述，通过“救”和“抢”人事件，艺术地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冷枪冷炮”时期我军八连五班与美军的一次狙击高手对决。前半场以表现“班长”为主，后半场以表现“我”为主，从一场很小的阵地战回望我们的英雄儿女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达后人的铭记。

片中抓人的细节很多。如除了一名只出现了几分钟的战地记者是女性，其余全是清一色的男性；如“我”那与军人气质相矛盾的“爱哭”的性格，“我”想看到“班长笑一下”的心愿；如三次点名，去绝对中心化的群像式讴歌；如汤勺、强心针、钢板、绳子、血书、糖、望远镜、报纸、坦克等对人物命运、故事走向产生关键影响的道具；如象征着朝鲜主人态度、意外出现的局外人朝鲜孩子；如那首象征着抗美援朝精神的英雄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满载着乡愁的川江号子《江南牡丹朵朵红》，紧揣着每一次战斗小高潮心理节奏的中国式战鼓鼓点、隐喻着送别的每一个战士牺牲时响起的小号声、第三次连长点名时带合唱的交响和主题歌《回家》等音乐元素……这都是感动观众的精彩的点。它运用电影艺术的手段呈现了一个特殊年代的中国男儿气息、战友情谊、英雄形象以及钢铁意志、爱国情怀、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细节于电影的力量。

老谋子说：“电影天生要好看”。那么，狙击电影的好看就不光需要这些，还需要以精彩的镜头将“狙击手”的职业特点、“狙击”的装备、“狙击”的战略战术特点一一呈现出来。

“狙击手”不同于一般步兵的作用，是单独用于执行特殊任务和担负重要使命的，属于特种兵的一种。“狙击手”必须具备头脑、身体反应迅速的先天条件，强健的身体，扎实的基本功，过硬的心理素质；必须练就一双千里眼、顺风耳，能急转弯的脑回路与百发百中的射术，并且要如本片中“班长”所说的，轻易不要开枪，不能暴露位置，不但要眼快，还要手快，但往往会遇到异乎寻常的险恶处境，就需要超人的冷静、自信、勇敢、决绝，能吃常人不能吃之苦，能耐常人不能耐之寂寞，能经受技术之外的毅力、耐力、情感、智慧以及极端条件下的身体、心理的承受力、反应力等等的严峻考验。一个狙击高手形象在电影中能不能立起来，就看这些苛刻的职业条件他是否完备。

我们知道，战争电影对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历史事件表现的专业程度、准确程度是观众追究的要害。志愿军入朝初期，我军装备基本上还是沿用的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缴获的“万国牌”武器，各国各式都有，直到1951年得到苏联支援才开始改善，总体来说我军的装备非常简陋落后，如“我”所说，“咱班就一个望远镜，可鬼子啥都有，各种望远镜，各种瞄准镜，飞机、大炮、坦克，各种好用的枪，各种电话，测距离的仪器，各种仪器，咱啥都没有”。片中能看到的我方装备主要是苏联莫辛·纳甘M1944式卡宾枪、PPSH-41/50波波沙冲锋枪和全班唯一的宝贝——“班长”的望远镜，M1944式卡宾枪是一种没有瞄准镜的短管枪，射程只有600米，靠的是眼力，因为经常有胀膛和卡壳的现象，战士们只能怀抱着来为其保暖，否则只能靠脚来蹬开，所以又称“脚蹬枪”，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才把炊事班的汤勺都用做了作战工具，而美军狙击小组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他们有安装了2.5倍瞄准镜的M1C狙击步枪和8倍瞄准镜的美国M1941狙击步枪，有春田狙击型步枪和安装了消焰器的二战经典步枪伽兰德M1D狙击步枪等精良装备，另外还有勃朗宁M1919A4重机枪和谢尔曼中型坦克、迫击炮后援，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在射击技术不相上下，但武器装备却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我们要取胜的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本质上这次行动就是掉进了一个险象环生的陷阱，那么，任务将如何完成？唯有“智取”“巧打”。

在这场以美军狙击小组为设计主体，我方被动救人、救情报的战役中，剧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节奏反转，一反二反三反，局势也因此不断被改写。前半场因信息不对等产生的盲区、误打，使我方处于劣势，后半场双方信息先后揭晓，行动目标从“人”转向“情报”，即从对个体的关注转向对战争全局影响的关注。于是，片中出现三个掌握此战命运的关键人物：一、美军目标——急需拔掉的眼中钉，我方“班长”；二、我军目标——被连长下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我方情报员战士“亮亮”；三、双方争夺目标——朝鲜孩子“柱元”，从一个局外无关的人变成局内的携带军事情报的第二个重要信息载体。围绕这三个关键人物，战事走向白热化。96分钟的长度，尽可能削减掉了不必要的内容，紧锣密鼓，高潮迭起。双方都明白对方不是一般人，旋即这场遭遇战的智勇擂台迅速升级，同时集中展示了现代狙击战经典战略战术的精彩运用。如联军将亮亮救活送至阵前作诱饵以捕捉“班长”和打伤孙喜再狙前来救援的王忠义的“围尸打援”；如联军头号狙击手约翰摸到坦克下支起钢盔与枪设置替身假象的“示假隐真”；如“我”一枪击毙敌方支援部队的领头威廉上尉，使其群龙无首的“擒贼擒王”；多处运用的“守株待兔”和“运动狙击”。

“狙击”的价值在于相对常规枪战更为犀利精准，战斗成本更小，但同时能博取战绩的最大化，在应对高价值目标的击杀中可以从精神上打垮打散对方阵营，其效能可称“以一当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对狙击战不仅要求个人的射杀能力强，更重视集体的密切配合，战略战术的周全谋划。因此，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影片情节走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该片最有评说价值的就在于，它既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大片，也不同于单枪单炮、单兵作战形式的狙击片，而是它以纯粹的双方集体作战形式展示的对狙硬核感，镶嵌着“中国兵法”这个中式战争美学的表达方式。

中国战争讲究布“阵”、设“局”、造“势”。影片此战的环境是白雪皑皑的异国荒野，一片死气，配以反复出现的隆隆战鼓，营造了声声催人的气氛和高度写实的审美格调，传达出如同置身古战场的苍茫冷意。因陷阱由狂妄的美方头领约翰设计在先，故我方属于被动接招，虽迅速“识”之，但只能血拼“破”局。“局”的构成以双方的狙击小组为主体，美方7人，我方10人，中间是一个被俘的重伤员——我方战士“亮亮”，也是一枚看上去被敌方死死控制的“过河之卒”，唯一不在计划内的是朝鲜孩子“柱元”，看上去是不是很有一种中国象棋的阵势？

而怎样把一局死棋盘活并赢得最后的胜利？列宁说：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战争。谈到计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马上就会想到《三十六计》，想到《孙子兵法》。我们知道，中国有“古代十大兵书”，首当其冲的就是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然后是同时代的《司马法》、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三十六计》。其中，《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法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约六千多字，分上中下三卷，有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等十三篇，其“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避实而击虚”以及“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经典论断直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军事主导。再看《三十六计》，它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根据前人军事思想与经验总结集结，分六套，合为三十六计。因为这些经典的计谋而成就了一个个广为传诵的古代著名战役，如“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官渡之战，以及“以逸待劳”“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它们是中国古代战争给我们留下的智慧财富，同时更是我们战争电影美学的宝贵源泉。

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后，毛主席提出了对联军打小歼灭战的方针，称“零敲牛皮糖”，后发展成轰轰烈烈的“冷枪冷炮运动”，志愿军战士纷纷对战术进行创新拓展，影片中重点介绍了“班长”自成一套的三种战略战术。一是“引蛇出洞”，“班长”在第一轮的失利后很快识破敌方“三个点，20米一个”的布阵特点，并设计与之相对应的三个点，以“班长”自己为原点，指挥绿娃子和小徐往北20米，“我”往北40米，他俩专职做“演员”，在中间点负责联合表演“川偶剧”“铲土”，任务是以“戏”勾出对方左右夹角两个火力点，而守在左右两个点的“班长”和“我”“见火就打”，同时出击，一下干掉了两个。二是“赶鸭子上架”，“我”蹲守不动，“守株待兔”，“班长”从远处一路打过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诱敌深入”，直至最后一枪将目标明确勾出引向“我”，“我”扣动扳机，与“班长”联手，以虚实双响再除一个；三是“见火再敲，后发制人”，亦即“声东击西”，“我”三用“传家宝”——“班长”的土窥视镜“汤勺”，通过前两次“我”真用时的暴露顺势而为，造成麻痹，诱其轻敌，最终在第三次中以腿绑勺的假象示“蠢”示“弱”成功反击，摆脱困局，结束战斗，可谓“假痴不癫”“置之死地而后生”。此外，还有“瞒天过海”，亮亮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情报转移，并举血书成功传递信息；“以逸待劳”，“我”中枪后直接就地躺平在坦克枪口下佯死，之后成功出枪并逃躲；“围魏救赵”，“班长”从山上滚到战壕，“我”和小徐脱离孤石、跳回战壕时都是采用的火力压制，此时的火力不是为了杀伤对方，而是为了保护和解救“我们”……这些在《三十六计》中都可以找到理论源头。其中“围魏救赵”与“引蛇出洞”的“铲土”联手戏，与“赶鸭子上架”都属于集体协同作战。

在这个英雄集体中，导演采用大量陌生的面孔出镜，使没有前情先入的“路人”演员更与人物贴合，朴实而丰满。从“我”的爱“哭”的性格与“班长”狠狠的一个“憋”字真实地再现了人性、天性与狙击手职业之间的理性与感性的较量，抒写了一个优秀狙击手的成长，让我们感受了年轻、英勇的志愿军狙击手“最可爱”的一面，以鲜活的“用兵之人”来体现中国兵法之美。

《孙子兵法》云：“兵以诈立”。《韩非子·难一》云：“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毛主席说：“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此谓“兵不厌诈”，历史上的兵家从来都是“诈”来“诈”去，百试不爽。一个“诈”字即道破了真谛，本质上就是人的智慧的博弈。而这个“诈”既是用兵的作战方法、策略，是军事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同时，它又是一种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属于战争美学的核心部分，于中国美学，即中国战争美学。

同样是国产战争电影，同样是“以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的主题，本片突破了以往为打仗而打仗、为讴歌而讴歌的套路和“换汤不换药”的创作法，不自囿于陈旧的人际故事、俗套的情感纠葛、浮于表面的高光气氛，而将影片的内核集中在军事历史感的还原上，它以更循古更真实更年轻的表达、更尊重军事专业的态度展现了我国古代战术战略思想在小规模战斗中的现代运用与拓展。其唯物论的战争观，强调主观能动性、辩证法的军事方法，遵循战争规律所体现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呈现出高级的硬核质感。

电影《狙击手》成功地输出了这一思想。因此，该片于我们，与其说是一部战争电影，不如说是张氏父女以电影的方式向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之下中国战争美学的致礼。它以去“爱情”元素的，煽情有度的，非鸿篇巨制的小成本制作，对“兵不厌诈”这个成语，对“以弱制强”“以战术胜战力”等中国古代兵法作了集中、生动的诠释，开拓了与外国狙击片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向。世界战争电影如果要走向多元，则正需要我们的中国战争美学来赋加新的内涵与价值，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中国战争电影将跻身世界一线的行列。

谢雨，女，汉族，1970年出生，湖南醴陵人。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湖南省艺术研究院《艺海》编辑部副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舞台美术学会高级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戏剧家协会理事、湖南电影评论协会理事，湖南省舞台美术学会常务副会长。在《中国文艺报》《舞台美术家》《舞台与技术》《剧本》《新世纪剧坛》《戏剧春秋》《中国花鼓戏》《艺海》等大型专业艺术报刊发表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文章三十多篇。戏剧评论获评首届湖南文艺评论优秀论文、第七届湖南艺术节优秀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