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我和范瑞娟结伴看半价电影的日子

【编者】每年的3月27日是“世界戏剧日”（World Theatre Day），今天推荐一下王文娟老师的自传《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既是看她艺术生涯和人生经验的回顾总结，也能从中读到百年越剧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老师在生活上一直很照顾我，她为人朴实正派，话不多，对我既严格又宽厚。我刚到上海不久，一天帮她收拾房间，不小心打碎一瓶香水，这在当时是比较昂贵的东西。我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想说又不敢，不说又觉得不安。接下来的两天，我一直纠结这件事，有几次都走到老师面前了，还是转回来。到了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终于鼓起勇气对老师说：“阿姐，桌上的香水是我打碎的。”没想到老师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早看见了，以后做事情当心点。”并没有责怪我。我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十三四岁正是长个子的时候，因为练功的关系，我的鞋子磨损得特别快，又没有钱买新的。有时母亲也会托人从家乡带鞋子给我，可是由于当时通信不便，我们又时常转换剧场，母亲亲手缝制的鞋子几经辗转，送到时常常已经小了。记得有一双布鞋，母亲在鞋面上绣了一朵梅花，非常漂亮，虽然穿不下我也舍不得扔，穿大半只脚，脚跟露在外面，到了冬天，脚后跟都开裂了。老师看在眼里，不声不响买了双新鞋给我，后来，老师看别的女孩子都有皮鞋穿，又给我买了一双皮鞋，而她自己却一直很节俭。在河北大戏院演出时，老师有一位姓沈的朋友，是一家医院的妇科主任，平时住在医院宿舍，有两间房间供她独用，她留出一间让我们去住。医院离戏院比较远，每天演完夜戏，老师总是舍不得坐车，带着我步行回住处，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在沉沉黑夜里，那条路似乎显得格外漫长。

有段时间，我和老师住在剧场对面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那是一间亭子间，上面有一个小晒台，晒台的一角放上煤炉，我负责买菜买米做饭。有时老师外出，给我留下一点钱，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自己做饭。白天我一边扇着煤炉一边练唱，一人身兼生旦净末丑，倒也自得其乐。到了晚上，隔壁的二房东家里开始放评弹，我每次听到那悠扬婉转的曲调就忍不住要想家。来上海后，我时常做着这样一个梦：在家乡的田野里，我领着弟妹拾田螺、拔笋、捡栗子……醒来心里想，不知道弟弟妹妹现在怎么样了？谁带他们出去玩？有没有受人欺负？看到观众席里有个小男孩，有点像我弟弟的样子，我就会呆呆地看上半天。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像母亲的背影走过，我会不由自主地追上去。

为了能早日接济家用，平日里我十分节省，离家时母亲给的两块银元用了好几年，我每个月的零花钱大约是三十个铜板，相当于一角多一点点（一角约等于二十五至三十个铜板）。实在想吃零食了，就花三个铜板到隔壁烟纸店（小杂货店）买一包花生米。进天香戏院半年后，我拿到了平生第一次包银，这份包银还是我老师去向老板争取来的。每月五元，总共是三十元，我给自己留了一点钱，其余全都寄回了家，这也是我对父母尽的第一份孝心。

那时，我的生活除了学戏就是看戏，我本来就是个戏迷，如今上海剧场林立，更是如鱼得水。当时的越剧剧场相距都不远：天香大戏院在天津路，皇后大戏院在南京路西藏中路口，老闸戏院在北京路老闸桥，通商剧场在北京东路，大来剧场在贵州路，“皇后”的隔壁是“天宫”，后来开的“国联”、“上海大戏院”则在“皇后”对面。戏院之间步行至多只要十几分钟，每逢演出空隙，我就溜出去看戏，也不用买票，当时的日场演出很少有满座的，去别的剧团找小姐妹，顺便就到剧场里看场“白戏”。我老师在通商剧场演出的时候，我常去浙东大戏院看筱丹桂的戏，“浙东”和“通商”只隔一条马路，非常近。时间久了，我和丹桂剧团的演员就比较熟了，筱丹桂在舞台上擅长演“马寡妇”、“刁刘氏”一路的“艳旦”戏，台下的为人却非常朴素忠厚。每次见到我，总是亲切地招呼：“妹妹，来玩啊。”毫无红伶的架子。有时她和剧团的小演员玩牌九，赢了钱从来不拿，仍旧分还给她们。有人问她为何这样，她就会苦笑着说：“我拿了那些钱也是给张春帆，还不如分掉呢。”她苍白的脸上那种伤感无助的神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除了看戏，就是看电影了，这也是当时普遍又便宜的娱乐方式。我在天香戏院当学员时，范瑞娟是团里的三肩小生，我们两家的父亲是好友，我同她在家乡时便已认识，这次异地重逢，自然倍觉亲切。星期天上午，我俩经常结伴去看半价电影，看完电影总是错过戏院的午饭时间，我们就一人买一包萝卜干，边吃边评论刚才的电影。那些年，我养成了每周看一次电影的习惯，当时上映的各路中外影片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后来的表演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帮助，比如陈云裳在《木兰从军》中的一些表演，我后来也在舞台上加以吸收利用。在通商剧场演出时，吴小楼在团里担任三肩老生，我们俩年龄相近，经常在一起玩，比如买一包盐炒豆分着吃，边吃边探讨当天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