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的创作过程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不出意外，这一刻应该是今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最高峰。与开幕日明星红毯的场面有诸多相似之处，排队的人群听到一点风声便伸长脖子、举起相机，想要一睹被称为“国师”的张艺谋的真容，为了保护张艺谋而紧紧跟随他的数位保安，脸上神情也同昨日维护红毯秩序时一样严肃。今天的大师班就是电影爱好者的追星现场。

人们依旧很认可张艺谋的分量，为他所讲述的那些幕后故事放声大笑、奋力鼓掌，也为能多了解到一点这位著名导演的下一步动作而兴致勃勃。

以下自述由三声根据平遥国际电影展大师班“张艺谋：为了电影的每一秒钟”对话记录整理。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谈不上有特别长远的理想，尝试画画、摄影这些，也只是因为在工厂没有事情可做，培养一个爱好让自己不要觉得无聊而已。后来改变命运，还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年代结束了，大学恢复了高考，那时候我已经28岁，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那个时候电影学院只是刚刚恢复，并不像今天有那么系统的教育，更要紧的还是社会在训练我的电影创作，包括我的处女作《红高粱》。

其次就是性格。我自己迄今为止还是希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状态，包括做各种大型活动，总是希望有所创新，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来，有时候也会体现为一种不顾一切的勇气，在色彩、画面、音乐上求极端、不留后路。像《红高粱》里，赵季平最早给我们吹音乐是一把唢呐，我觉得不过瘾，就跟季平说，能不能把几十把唢呐搞到一块儿去。他说那样就吵得不行了，我说咱就要吵，所以最后电影里就是四十几把唢呐齐吹，很刺耳的呐喊，就是要吓你一跳的感觉。

我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诟病。我也不太爱惜自己，也不装大师，还是希望保持心态的年轻。因为拍一个成熟的、完美的作品谈何容易，我觉得我拍到现在还是做不到，还莫如追求一个特点，去追求一种自己想要表达的感觉。

乔家大院上头有个二层，有一天我就坐在二层往下看，突然看到那种方方正正的特别严谨的透视线，“没有规矩哪来方圆”这八个字就浮现出来，那我想，我们就拍这个“规矩”吧，于是把这个故事彻底改了，拍这样一种充满象征和隐喻的视觉造型风格。

当时的摄影师是赵非，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跟赵非说，你摄影机搁这别动，咱们就这么方方正正，永远有透视线。就故意用一种极端的风格，用一种绘画的方式去拍。那时候侯孝贤是我们的监制，他说你的院里怎么没人呢，在哪吃饭，在哪打水呢，卫生谁打扫啊，生活的东西没看到。他很含蓄地告诉我，但那时候感觉我也听不进去。那时候其实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寻找一种造型风格，让这种造型风格成为你的故事的一种承载。

今天让我拍，也许不一定拍这么极端的作品，人有了阅历，总是顾虑比较多。所以那种不顾一切去追求的大胆和勇气，还是呈现在《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作品上。

感觉我现在是中国电影最忙的一个导演，几乎每年都想拍新电影，如果一年没有一个新的电影项目在运作，就会觉得很虚度光阴，所幸身体比较好，没什么大毛病。

电影的创作过程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们常常开玩笑自嘲说，像我们这些人啥也干不了，就只能拍电影。但其实是内心有一个强大的声音，一直在促使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导演心中总是有一团燃烧的火。其实很多电影拍出来无人问津，很多年轻导演不断地遭受挫折，但是你看他心中那团火不会熄灭。这就是电影。已经不是简单的为道良谋，也不是追逐名利，就是喜欢。

我觉得这样子更自由，更把你的情感放在第一位。随心所欲地去碰撞、生活，让它给你一些启发和灵感，而不是处心积虑地自己安排自己，给自己弄一条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