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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最火的英剧，莫过于《疼痛难免》。
讲的是一个名叫亚当的妇产科医生，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下的糟糕人生。
工作上，亚当就像一块三明治，夹在中间不上不下。上要伺候领导，下要应付繁重的医务工作。
生活上，由于毫无规律的工作时间，他的私人生活被打乱。情感世界匮乏，焦虑成为日常。
更惨的是，即便忙碌如此，也拿不到足够的薪水，唯有靠自嘲与吐槽来解解压。
这部职场剧看起来很丧，很不正能量，但它真实。
它真实反映了医生所处的双重困境，也提醒了我们：
医生也是普通人，在强调他们对公众的付出时，也需要给予他们同等的关怀。
特别是在疫情环境下，医护这一职业更值得我们真切地关注。
可惜，国内影视剧对这一题材依然麻木。
关于医疗的职场剧基本还是烂俗的都市言情剧，很难看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职业状态。
具体就不点名了，例子太多，费口水。
但在四十年前，我们其实有过一部引起过国民共鸣的同题材电影。
它以闪回的方式拼贴出了一位兢兢业业的女医生的辛劳辛酸半生。
它就是一部在职场题材和社会议题上都相当超前的电影，1982年的——
别看这部老片距离我们如此之远，可讲述的故事与人却与当下无比贴近。
电影一开始，作为医院骨干的陆文婷刚被诊断为心肌梗塞。
对于这个突然的结果，她身边的同事和领导都很诧异。
因为陆文婷还不到四十岁，能吃苦，技术好，平日里工作劲头也很足。
谁也没想到，一直是医院中坚力量的她会得心脏病。
陆文婷为什么会病倒？
这是影片一开篇抛出的疑问。
接下来就是借助他人以及陆文婷病重时的回忆，像拼图一样还原出是什么把她逼到了这一步。
工作上，陆文婷是一个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
60年代初，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她怀抱理想，自愿请缨加入了条件最艰苦的眼科。
加入的条件是必须在前四年里做全勤的住院医，每天24小时待命，四年内不能结婚。
这被陆文婷的朋友亚芬形容为修道院一般。
可陆文婷心甘情愿接受，因为年轻的她想为国内落后的眼科手术做点事。
就这样，她从入职开始就做着最一线最辛苦的工作。
从年纪轻轻的大学毕业生到结婚生子为人妻为人母，转眼就是十八年......
但无奈的是，十八年里，技术越来越精湛的她始终只是一个普通大夫的待遇。
别说主任，甚至连主治医师都不是。
拿着56块半的工资，一家四口挤在12平米的房子里，繁重的工作要做好、家庭事务也要兼顾。
在同事和朋友看来，陆文婷不求回报地付出，简直就是鲁迅笔下的孺子牛。
身居陋室，任劳任怨，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好在，生活上有丈夫家杰的付出和支撑。
家杰是一名研究物理学的知识分子，他体谅妻子做医生的辛苦。
“且不说巡回医疗、抗灾救灾，就说平时，一天手术下来，回到家精疲力尽，别说做饭，连手都抬不起来”，所以他承担了家里绝大部分的家务。
直到夜深，家杰才会摆出书本恶补学科新知识。
由于房间太小，书桌甚至都放不下多少书，还要跟妻子轮流使用。
以至于他每每感慨：
什么时候再有半间房就好了，哪怕五平米也好。
一个研究尖端科学的科研人员，却要烦心于脚下的几平米，实在也有点心酸。
陆文婷何尝不纠结于自己尴尬两难的处境。
因为最初的理想和事业心，她把大部分精力都留给了医院里的病人。
她待病人如亲人，因此老老少少都来找她医治眼睛。
可是作为妻子和母亲，她自认是不合格的，有时也为自己的自私感到内疚。
丈夫同样有事业要拼，但却承担了全部家务；
小女儿生病时，自己无法及时照顾，只能委托邻居；
儿子中午放学后吵着要吃饭，自己却没有时间准备，只能拿出零钱让儿子去买烧饼。
尽管后来陆文婷也试图做出改变。
比如，让丈夫搬去研究所住，以此换回更多的科研时间。
可她放心不下的病人、医院领导安排过来的“任务”让她无法抽身，终于在一天内连做三场手术后晕倒。
意识朦胧中，她分不清是梦境还是来到了死亡的门口。
她穿着医护服在沙漠里艰难地行走、攀爬，直到再也没力气。
也只有在身体再也扛不住的时候她才有机会真正休息一下，内心的潜意识也冲了出来：
这么歇下来多好啊，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知道……
从故事上看，电影《人到中年》的视角看似很小，只是围绕一对辛苦营生的中年夫妻讲述他们面临的工作和生活重担。
加班、过劳、中年焦虑、职场压力、生活压力，这些放到现在也会有比较强的共鸣，但也不算多么新鲜。
可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背景里，《人到中年》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再局限于此。
电影改编自1980年女作家谌容的同名中篇小说，那是一部引发过争议的小说。
因为它直白地描写了当时作为社会中坚的中年知识分子的苦恼与怀疑，也涉及到了知识分子因对现实失望而出国的话题。
小说中还刻画了一个满嘴教条、行事刻板的官员夫人，被形容为“马克思主义老太太”，与知识分子陆文婷的务实专业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批判性的内容在当时一度成为敏感话题，再加上同年还有小说《苦恋》以及电影改编版《太阳和人》引起的大范围争论。
所以，当《人到中年》准备电影改编时，收到的通知是“缓拍”，因怕被扣上第二部《苦恋》的禁片帽子。
一年后，《人到中年》终于被放行，不过出于审查的压力，结尾还是被修改为陆文婷病愈出院的圆满结局。
不过，就算被迫续上了光明尾巴，电影版《人到中年》也足够有力量。
影片当年上映后成为激起国民共鸣的年度话题电影。
对职业女性的关注、对医务工作者的理解只是第一层。
更深层的在于，这是一部为一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发出呐喊的电影。
电影里，陆文婷和家杰的苦涩人生，就是典型。
在初次踏入工作时，他们是好学求知、满怀理想与志向的年轻人，刚想大展身手，可惜遇到了十年浩劫。
知识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臭老九，在体力精力最好的年华，在本该有所作为的岁月里无奈荒废了十年。
后来动荡结束了，他们也蹉跎成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体力精力都已大不如前。
但十年动荡使得知识分子断层，这批刚被摧残过的中年人又要顶上去担当重任。
片中有这样一大段台词：
医院手术要中年大夫做、科研项目压在中年技术人员身上，工厂的重活难活是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超负荷的运转下，薪资、住房等物质条件件又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实在是这代中年人的悲剧。
所以，片名“人到中年”也就有了两层意思。
既是人在年龄上来到中年期后的身心无奈，也是他们那一代中年知识分子身处夹缝的命运无奈。
在这样的错位下，自然有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电影里，与陆文婷和家杰形成对比的，是最终选择出国的亚芬夫妇。
在离别前的家宴上，毕业后就在一起工作的好姐妹亚芬表达了对文婷的敬佩，而亚芬的丈夫表达了对未来的忧虑。
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其实舍不得离开，但又必须走。
片中，亚芬丈夫说的一段话很真实地揭开了他们的内心：
我是相信一切会变好的。
但光明什么时候才能照到我家门前，什么时候才能照到我女儿的身上呢，我等不及啊。
陆文婷夫妇的留，亚芬夫妇的走，有了这两组做出不同人生选择的知识分子，《人到中年》的批判和反思才算站住了。
我想，陆文婷也曾有过动摇、怀疑或者愤怒。
人非圣贤，有这样的想法也再正常不过。
她会想为什么辛辛苦苦付出十八年而得不到该有的待遇，如今身体被拖垮，忙碌和付出的意义又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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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病重时的恍惚意识里，在听到丈夫为她念裴多菲的《我愿是激流》时，她低沉地回应着：我不能游了......我飞不动了......
可当看到曾经的病人因为她的手术而重获光明时，她的眼里又有了光，她又有了那么点坚持下去的勇气。
这才是非戏剧化的电影。
电影《人到中年》里展现的就是杂乱、纠结的真实生活，是在坚定和摇摆间的艰难行走，是人生的一场艰难修行。
这样“琐碎”的真实看着会难受，可当下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的正是能激起一点同感和痛感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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