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如果影院彻底消失了，电影也就不会再陪伴我们了

去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上，有一场名为“‘后电影’时代的电影院精神”的主题论坛，戴锦华在发言中说道“保护电影院就是保护社会”。事实上，类似的观点她已经在许多场合表达过无数次了，作为长期从事电影文化研究的学者，对影院这一艺术空间的关注和呼吁，不只出于对电影的那份真挚热爱，也与她对公共生活的观察与思索紧密相连。

今年3月以来，全国范围内的影院正经历着又一波“寒潮”，不仅营业率持续走低，跌破50％，票房营业额也创下了十年新低。这是中国电影自2020年疫情以来遭受的第二次重创，如同一个人在大病初愈、稍有恢复时的二次复发，势必会对健康造成更加严重的损伤。面对着这样的现实与困境，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影院的意义，又该如何思考中国电影的当下与未来，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

戴锦华。图/视觉中国

“我寄希望于可以使人与人相遇、

人与人聚集的东西”

记者：疫情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比起2020年上半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眼下的电影似乎反而面临着一个更冷的“寒冬”。今年春节档，观影人次创下近年最低值；3月以来，全国电影票房屡创新低；2020年的时候全国影院关闭，人们渴望重新开门那一天，现在影院没有全部关闭，人们却好像忘记了影院的存在。你觉得这是为什么？疫情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是最致命的灾难吗？

戴锦华：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影院的这样一个荒芜的状态，是可想而知的。一边是疫情极大影响和阻碍了新片的拍摄，所以累积下来，这时候片源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边，这一轮奥密克戎的冲击，以及为了应对奥密克戎的管理，从电影本身是解释不了的，它是大家共同面临 的这种生活状态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很多我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都被迫改变了，做剧场的朋友一定也在说同样的事情，任何要进入公共空间的活动都面临同样的困境。

记者：这是一个暂时的创伤，还是说会在日后依然留有痕迹？

戴锦华：谁能预言未来？我反正是完全地丧失了评估现实状态和构想未来的能力。不是能力，是我没有依据。

记者：你一直有一个观点，“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电影，保卫影院就是保卫社会”。这种叙述是否有一点点浪漫化？电影院和电影的存在如此重要吗？

戴锦华：电影《年轻气盛》结束的时候，简·方达饰演的角色说了一句很酣畅的话，life goes on even without all that cinema bullshit，就是带着脏字地说没有电影生活照样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没那么重要。

可是真正回到我们的城市生活来说，它关系到数码时代我们的“宅生存”所造成的极端个人的生存状态——这种所谓的“遗世独立”极大程度上依赖着高度的社会性和社会化，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机器在“宅”之外运行，“宅生存”才能够延续下去。这样一个矛盾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文化的、社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寄希望于所有的公众文化——可以使人与人相遇、人与人聚集的东西。电影是其中一种，电影院是其中一个空间、一个可能性，让我们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

另一方面，电影作为20世纪的艺术，它的工业形态使得它“自然地”携带着公共性。一个成功的电影，它的议题一定是有公共性的议题。这是我寄希望于电影的另外一个因素，希望为了影院而拍摄的电影——也就是公众集体观影的电影——延续社会公共性议题，同时延续公共性的分享。

再往后说一步，只有影院观影的存在，电影才能够存在。我们今天的电影的全部形态是被影院空间的限定所决定的，没有影院空间的限定，它就可以是电视剧可以是视频。如果你希望电影继续成为21世纪的一种艺术形态，影院是充分必要的一个前提。

记者：这一观点的远处会不会也指向对一种可能性的担忧，那就是电影也许不会死亡，但影院可能会消失？

戴锦华：这种表达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科技进步是大潮，对于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自然过程。首先我不相信发展主义进步论，我认为这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神话；其次，如果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所有的古老艺术早就都开始消亡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影院彻底消失了，电影也就不会再陪伴我们了。

“电影已死”这个问题其实始终伴随着电影。关键是怎么去定义电影。如果说这是一种用视听结构组织起来的叙述形态，它永存，而且越来越普及。但是它并不等于电影，因为我瞩目于电影的公共性，它不是一个视觉的KTV，不是一个视听的自拍，它不是一个vlog，它是携带着公共议题、负载着公共情感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是和影院这种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的。

老实说，我自己在电影院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突然想快进，但是电影院的意义就在于没法快进，你可以离开但不能两倍速，这样的观影条件造就了电影和电视、长视频、短视频的非常根本的区别。

当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很多东西都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死亡，电影为什么会成为例外？如果不能成为例外的话，那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只是如果谈电影，不可能不谈影院。

“肯定的是，曾经有过的

那种发展势头不可能继续”

记者：事实上一些电影从业者认为，中国电影从2018年左右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降温降速的状态中了，疫情所造成的进一步冲击，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许会让中国电影真正冷静下来。你对此有何看法？

戴锦华：我很难作出特别清晰的判断。因为中国电影的全面爆发和中国电影业的崛起，它是跟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完全同步的；同时又可以说这是一个电影产业的不太自然的状态，因为过剩资本的涌入和助推，造成了当时电影的产业规模和电影产量。在这个意义上说，当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电影也随之放缓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状态。

但是疫情是超出了所有预期规划的一个灾难性的事情，它对公共生活的限制和摧毁使得它对电影的影响变得非常直接。前面我们说过的数码冲击、“电影已死”这些说法，本身就被疫情极大地加剧了。有时候我也会说疫情有可能成为压垮电影全球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没办法把这个灾难逻辑化，说它也许让我们冷静下来，我很难做这种判断。疫情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好事，它是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灾难。疫情的摧毁是多层面的，对整个产业、对社会的公共性、对人们刚刚养成的观影习惯。如果疫情终于过去的话，它会不会恢复、以什么样的形式恢复，包括疫情中Netflix这样的国际大流媒体制片机构的崛起最终会对电影产业造成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未知的。

当然，面临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一个转型节点上，中国电影会受到什么影响，我们如何冷静思考进而使中国电影更加坚实和理性，这是一个真问题。肯定的是，曾经有过的那种发展势头不可能继续，整个产业需要更落地更夯实的，这个是我完全认同的。

记者：在这两年多的电影“寒冬”中，有一个明显的现象，那就是主旋律影片对银幕的大比例占领和遥遥领先的票房数据。除了2021年是建党百年的特殊节点，你认为这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电影的一种趋势、一种更稳妥的商业选择吗？

戴锦华：关键取决于中国电影能不能有更丰富的多样性。工业体系、商业体系必须建筑在一个非常丰富多样的产业基础之上，否则任何一种单一的选择能不能延续都不是一个电影自身能够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