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处于历史新节点的中国电影，面临新的发展考验

2002年开始，中国电影经历了产业重构、观念重构、形态重构、本体重构、文化重构，这一过程奠定了中国电影的产业和市场基础，确立了商业/美学的创作共识，形成了大众、分众和小众创作共存的格局，强化了以影院性为特征的现代电影美学，摸索了“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体系。

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商业大片时代。

虽然这时期依然缺乏惊世骇俗的杰作，但出现了产业蓬勃发展、市场欣欣向荣、创作千姿百态的生机，一定程度上，成为继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20世纪60年代前后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三个发展高潮之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第四个发展高潮期。

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影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引导、规划和调控以强化影视作品的“正能量”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也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的网络长短视频、游戏、直播等新视听形态的大量出现和用户的激进扩张，以及高清技术、沉浸技术、大数据、智能化的发展，中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又进入了新的历史节点。一直在挑战中发展的中国电影又面临新的发展考验。

新国际环境：从欧美重心走向多边突破

欧美，特别是北美市场，一直是全球电影市场的制高点。中国电影在过去二十年中，为了进入这个主导性市场做出了艰苦努力。先是《卧虎藏龙》多少有些偶然地获得奥斯卡奖之后形成了一个契机，中国电影积极开拓华语电影的海外市场。

随后，中国电影企业纷纷与好莱坞合作拍摄面向全球市场的影片。虽然大部分合拍片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全球文化之间的某些差异、裂缝，但却显示出中国电影走向全球、参与国际主流市场竞争的努力。

由于市场的吸引力，不仅大量外国电影企业和电影人主动与中国电影合作，而且中国的头部电影企业也主动出海。如万达集团、华谊兄弟、阿里、东方影都。中国电影行业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和开放度，从全球市场体系和工业体系的角度重构全球电影产业。

但从2015年开始，随着中国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安全的重视，也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强势崛起的疑虑和敌对逐渐加深，中外资本、技术、文化的交流空间被压缩，国内影视企业的资金来源、市场价值也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而收窄，加上中国电影对“中国故事”的民族性、国家性的强化，中国电影的全球化进程面临重大阻力。

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为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但客观地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电影市场大部分都很小，甚至影院和银幕数量也非常有限，中国电影进入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如果中国电影能够首先在亚洲市场打开局面，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会得到大大提升。但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缘利益的冲突，由于宗教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也由于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历史认同，必然会对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传播形成一些文化门槛。

因此，认真分析、研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市场和文化，更加广泛地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企业、电影人合作，更加柔和地寻求中国故事与亚洲故事、世界故事之间的融合，表达更加普适性的人文价值，真正做到影视共享、文以化人，必将是新节点上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电影在“内循环”基础上完成国际传播新的突破，走出内卷并开拓新空间的艰难而必要的选择。

新产业形态：从市场导向走向价值观导向

2002年，电影行业被迫全方位向市场开放之后，长期以来“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格局才被打破，中国电影随后走向了生机盎然、柳暗花明。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市场，中国电影的国际话语权得到空前提升。在这一阶段，“市场是最大的政治”曾经成为政府、企业、从业人员和观众的共识。

这轮“市场导向”的影响，使电影重新回到了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强化了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使国产电影能够正面对抗好莱坞并迫使好莱坞电影为满足中国市场改变了一度妖魔化中国的偏向。

随着电影影响日益增大，随着中国党政管理部门对电影所承担的对内凝聚民族精神、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作用日益重视，加上面对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差异文化的挑战，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近几年再次被高度强调。

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以电影管理“转隶”为标志，党和政府全面加强了对电影行业的管理，电影的题材规划性、政治规范性、调控执行力明显强化。

以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新中国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当代英雄模范为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在各种政策推动下批量涌现。从主旋律电影伦理化、类型化到新主流电影的出现，主旋律电影成为中国电影一道特殊风景。

与此同时，电影行业大大强化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创作生产规划性。每年国家电影局都全面规划重点影片、献礼影片，集中最优质的创作生产资源和宣传推广资源，使电影行业的生产力向规划影片集中。

在被称为新时代的近几年，这种规划性、计划性使中国电影出现了更加明确的题材和主题导向，也使市场对电影的支配地位显著下降。电影被置于国家文化的战略高地，其政治性、宣传性在新的产业化基础上全面升级，形成了所谓“新主流电影”所主导的电影文化。

21世纪以来重视中国“主体性”，重视“中国国情”“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讲好中国故事”甚至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使命。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电影产业如何保持市场活力，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共享价值观建构的落差，如何通过电影更好地影响全球文化版图，中国人的个体自由和解放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关系如何通过电影达到最大限度的融合，中国人对富强民主、自由平等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如何通过电影建设性地得到想象性解决，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通过电影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建设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电影价值体系，电影主题如何在现实与未来的关系中维护秩序的稳定性又保持改革的开放度？这些问题，都成为新历史节点上中国电影必须面临的文化和美学考验。

新历史节点的中国电影在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面临不同的文化影响、价值观参照、利益诱导、舆论推动，因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复杂性。

在这种不可控的复杂环境中，以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整体性建构，从根本上影响和决定着中国电影的文化高度。

新产业形态：从竞争走向共赢

近二十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催生了新的视听产品、视听类型、视听市场、视听空间。

互联网技术和服务培养了观众新的观影习惯。点播、会员制、移动化、弹幕、投屏、高清、移动+影院等各种电影技术和服务的发展，都为互联网电影观看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性、社交性和体验舒适性。网络视听节目挤占、挤压着电影观众的时间、精力和需求。

尹鸿教授 蒲东峰/摄

因此，对于电影来说，一方面电影本身的概念很可能需要扩展，网络电影也将是电影的一部分，而且其与院线电影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区别只是在于发行和播映渠道的先后；网络电影将很可能越来越分众、分需、分龄、分圈、分层，而院线电影则更加注重大众、共享以及影院和大屏的共情性。

与此同时，电影的发行窗口也会更加多样，先影院后网络、先网络后影院、院网同步、院网分流、院网互动、院网互补等等新的形态都将出现。电影的定义将更加广泛，电影行业也会逐渐成为大的视听行业。

新技术革新：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

数字技术在现阶段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着电影的生产方式、生产流程、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电影的全数字化制作、虚拟技术、计算机图像、后期制作形成的第三次创作等，可以说在整体上对电影工业形成了重构。

数字技术的发展会带来更视觉化的电影。各种超级英雄电影、奇幻电影、游戏电影、神幻电影、魔幻电影、科幻电影大量出现，电影幻想类题材和灾难片类型增加。随着视觉化的继续发展，画面会走向超高清化，这对整个电影的美学形态都会带来颠覆性影响，时间轴主导的电影观看，可能会有更强的空间支配。

从生产模式上来讲，数字化、互联化，会影响到电影的生产和传播，云集成、多点协同将重构电影生产模式。电影未来的工业化将会是云平台上的工业化。而在传播上，全球同步、互动、多屏、多样态等现象，也会创造越来越多的前所未有的消费场景。

数字技术的发展还会带来更体验化的电影。3D、4D电影越来越多，而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等新技术正在被不断实验和探索。这些技术会提升电影的沉浸感，电影中会出现越来越多地被设计出来、渲染出来的仿真现实让人沉浸其中。

与此同时，电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互动场景。如果叙事是自我可操纵的，那电影就成为了游戏，而故事的魅力却恰恰在于观众被所不能控制的世界所控制，故事是通过控制不了的因果关系来满足审美需求。虽然线性叙事客观上不可能完全被互动叙事替代，但互动叙事很可能会增加电影新的表现形态。

数字技术未来的发展还将越来越智能化。数字化使一切分散的元素、一切点状的东西在交互中被网络连接、被计算、被预测、甚至被控制。无论是根据数据进行前期设计，还是分众传播，甚至产生智能互动，可以让更多的用户按照智能程序参与编剧和制作。

智能化不仅能使我们无论何时何处都可以看到自己偏好的电影，而且延伸了电影的长尾效益和精准投放的能力，甚至可为每一个消费者提供不同的消费需求，定制其所需要的电影产品、电影情景、电影游戏。智能会使电影更加多媒体化、个体化和社交化。

中国电影未来必须与技术共同进步，但也需要警惕过度迷恋技术。需求和满足之间具有平衡性。唯技术，电影就会失去灵魂。

电影不变的核心，仍然是影像对故事的呈现。故事会改变，呈现故事的方式也会改变，但电影对“好故事”的需求不会变。故事最大的魅力就是让观众超越人生而有憾、生而有限的局限性。电影是商业、艺术、技术之间的融合，而最成功的电影往往就是最完美的融合。

今天，随着国际环境、行业生态、产业形态、技术发展的演变，中国电影再次进入新的历史节点。中国电影能不能从大国走向强国，或者更简单地说，中国电影能不能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使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更加开阔、更加持久，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我们是否能够深刻认识和应对这些变化息息相关。当然，归根结底，中国电影的未来是与中国的未来同舟共济的。

作者：尹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