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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3年后的电影院:五一档或全线撤档,业务自救只是杯水车薪

四月一个普通的周一,北京苏宁影城慈云寺店的售票柜台前,两位工作人员在忙着登记会员卡退卡信息;影院的座机时不时响起,电话那头大部分是打来咨询闭店、退卡等相关问题的顾客;货品售卖处在打折处理零食。

四月一个普通的周一,北京苏宁影城慈云寺店的售票柜台前,两位工作人员在忙着登记会员卡退卡信息;影院的座机时不时响起,电话那头大部分是打来咨询闭店、退卡等相关问题的顾客;货品售卖处在打折处理零食。

食物是有保质期的,电影院似乎也是。

“由于物业合作终止的原因,北京苏宁影城慈云寺店将于2022年4月18日正式停业。”影城在停业当天发布了这条信息。资料显示,该影城在2019年开业,营业时间不足三年。虽然影厅不大,但“票价便宜、座椅也舒服”,宣布停业之前,位于北京东四环的这家影院是很多影迷心中观影的最佳选择。

当毒眸(ID:DomoreDumou)来到苏宁影城问询“物业合作终止”的具体原因时,工作人员表示不方便透露。而对于这个问题,来自全国不同城市的影院从业者们问答是相似的:“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大概率还是因为没钱交房租。”

从今年春节过后,就有全国各地不同城市的影院再次陷入停工。直到昨天(4月20日),灯塔专业版显示,全国营业影院总数5570,全国影院营业率46.3%。关门就等于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无法活下去,影院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尽管有的影院是出于防疫考虑,暂时歇业,也已经有城市的影院陆续复工、开门迎接观众,但还是有一些影院永远地倒下了。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三个春天,比影院预想中的,要寒冷得多。

“我已经离职了”

两年前的4月,全国影院都还在停摆的时候,东北某省会城市一家影城的经理李明(化名)一边着急焦虑,一边依然在每天早上九点拉开影院的卷闸门,检查环境、维护设备,为可能到来的复工做着准备。

现在的情况变得更糟,他甚至连家门都出不了。3月10日,他所在的影城正式停业,17日他最后一次去影院做维护工作,20日之后,小区封了,李明不能出门,而身边人都在研究抢菜的事,“根本顾不上关心影院啥时候开门。”

在一些疫情仍然严峻的城市,有很多比看电影更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担忧,影院的生存只是“非必要”的问题。

但对影院来说,活下去是必要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些闭店规划,也尽量留住优质终端资源。”国内某院线高管对毒眸表示,对那些留下来的电影院来说,减租谈判是个重头工作,“甚至只能和物业摊牌,确实没钱交租金。”

疫情发生后,影院和物业关于租金的拉扯,几次将行业新闻送到法治版。2020年,南通某影院因疫情停业拖欠商场租金遭起诉,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受影响的不只是电影院,还有各个不同行业的不同环节,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即使想互相体谅和帮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从业者说。

可谁都能理解的困难,落到普通人头上,也是一道难过的关卡。不少影院从业者都表示,大多数影投对于停工中的电影院的员工,都只能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发工资;南方某一线城市影城经理一心(化名),则会在漫长的停工期内给员工们推荐附近超市卖场临时工的活干,因为大家都需要打工赚钱来维持生计。

长期的工作停滞后,员工在家无事可做,自然着急上班赚钱,经常有员工问李明影城什么时候能开门、他们什么时候能上班,李明也很无奈:“能让他们怎么办?在家练排片还是嘣爆米花?”

有一些人已经选择离开。当毒眸试图与上海某影城经理聊一聊时,对方言简意赅地回复了几个字:我已经离职了。

留下来的人,还在怀着希望继续等待。只不过即使向前看,也很难乐观。灯塔专业版显示的将于五一档上映的10部新片里,只有《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和《坏蛋联盟》等四部影片在本月有营销事件发生。坊间不断有消息称,五一档影片又将集体撤档。

济南百丽宫影城经理董文欣在4月6日的《影院停业日记》里写道:“这两天连发行群都没有啥消息了。估计发行的小伙伴觉得影院都关门了,再让影院经理帮着转发影片消息,他们也不好意思了吧?或者因为疫情原因,很多影片也在观望,比如定档‘五一’的影片,我看现在基本不发物料了。”

对于这样的局面,很多从业者都表示不想抱怨了:“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再小的事也是重要的事

停业这段时间里,“浙江将给到电影院补贴”这则消息很让李明触动。

在4月11日,据媒体报道:为减轻疫情对影院的冲击,浙江温州、金华两市先后发文,按座位数给予影院补贴。

“金华市将按座位数给予影院6个月的补助,每座每月25元。温州市3月底发布对实体书店、影院的支持措施,其中影院按座位数予以6个月( 一、二季度)每座每月25元的补助。据介绍,温州已为市区影院发放帮扶补助资金472.4万元。”

消息一出,有不少全国各地的影院从业者截图转发,言语间全是羡慕。对影院来说,没有什么比来自政策的补贴、帮助更实在——但在疫情后的更多时候,影院还要依靠自救。

这轮停工之初,很多从业者都已经有展开业务自救的想法。关门停业的时间里,起码还能处理一下临期商品、换现金流,或者做一些会员付费折扣,甚至试图在影院做演出的转播。只不过,在反反复复的停工、复工、再停工之间,很多人对做这些事已经麻木了:“只要不开门,没有好片子卖,这些都是杯水车薪。”

疫情期间关门是受“不可抗力”影响,影院无能为力,而即使开门营业,有没有好片子,也不是影院能左右的事。

处在产业末端的电影院无法决定要放什么样的影片、影片的质量是怎样的,也就决定不了它们售卖的“商品”是不是受观众欢迎、能否被观众买单。所以长久以来,院线从业者“靠天吃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口头禅都是对自身处境的无奈调侃。

即使没有疫情,电影院也是被动的,对于这一点,从业八年的李明有“没办法的办法”。在他工作的影城,每当有新片上映,他都会对员工进行培训,让员工知道这部影片讲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类型,谁主演。

“把基础信息不加修饰地客观传递给观众。”李明说,不能为了劝导影城的会员买票观看而强行推销影片的优点,更不能骗观众,“骗得到一两张电影票的收入,但信任感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挽回。”

当然,也有一些听完影片客观信息的介绍后,没兴趣了、不买票的观众,李明觉得这样也没关系,“这次他是不看了,但以后有他感兴趣的片子,还是会考虑我们影城。”

或许对一家小小的影院门店来说,这些举动显得微不足道,但已经是处在产业末端的被动之下,为数不多能做的事。

而当疫情加速了影院的生存困境,这些“小事”会变得愈发重要。比如停工期的电影院与会员关系的维系,影城经理一心很重视与顾客之间的情感连接:“比如我们做了微信朋友圈的日签,每日置顶推荐,利用我们的停业与顾客建立联系,告诉顾客我们一直还在。”

这也是2020年那次大停工,很多影城从业者总结出的经验、方法之一。还有类似影票促销、会员折扣等活动,尽管从收益的角度来衡量并不“合算”,但还是“开源”的策略之一;节省水电、人工成本,能省则省就是“节流”。

北方某省会城市的影院已经关门二十几天了,影城经理阿志(化名)每两天去一次他所工作的影城,检查一下24小时通电的设备,冷藏的食品、原料。“在影院走一走,看看有没有漏水点,设备一周保养一次,主要是不去影院看看的话,自己也不自在。”

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停摆,从业者们身上除了时刻伴随的无奈和担忧之外,也有了更多的经验、变得更加从容。

“会好的”

处在危急时刻,与不确定性共存,下游放映终端还有盼头吗?

回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年代,或许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资料显示,危机刚发生的1931年夏,美国全国定期放映的电影院中,有约三分之一的影院关门。然而到了1939年,美国全国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增长到了将近七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会为电影花费)25美元。

《摩登时代》的故事背景便是美国大萧条

经济危机反而带来了美国电影史上的黄金时代,彼时好莱坞的发展壮大之路,很多从业者都并不陌生。严酷的生活让很多人走进影院,以求得片刻的逃离现实,美国电影史更是用黄金时代来形容30年代。

当时下游市场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好莱坞影院系统的大面积建设和投放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祸临之前就基本完成。《1930年代大萧条下美国电影的资本结构与产业格局》一文曾指出:

“1929年,覆盖全国各个城镇的影院数量竟然已经超过23000家。1941年,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估计,全美能够放映影片的8488个城镇中,总共有450家首轮影院分布在人口超过十万的95座城市中;95%的影院所在的城镇人口不足五万人,但人们看电影的途径和放映业收入又主要集中在这些影院;1941年,平均每12.5 个美国人拥有一个电影座位。”

这些数字背后的结果是,充沛的市场容量保证了电影的放映,这为此后延长民众观影时间而实行的“双片制”,提供了足够的平台,“扩大和稳定本土市场容量是电影抗风险的基础”。

虽然如今疫情冲击直接带来的国内影院停业、闭店,不能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环境相比较,但同处于某种产业创伤阶段、甚至出现存在生存问题的情形下,或许我们可以思考的是,下游市场的稳固,对电影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全国一共有11470家电影院,2020年上半年疫情严重,但最终全年影院数量依然微涨至11977,2021年继续上涨至12282——国内影院这一放映终端的基本盘,是呈上涨趋势的。

也就是说,影院市场容量的丰富、增长,还会为日后中国电影“抗风险”提供基础。毕竟疫情总会好转,影院的经营会同很多人的生活一样,会慢慢回归正轨,彼时下游的稳固也会倒推上游的机会。

但问题在于,终端资源如何被合理利用、实现逆风翻盘?答案依然离不开上游的内容供给。

“影院同质化的前提下,做差异化的服务也好、提高顾客的忠诚度也罢,这些都是锦上添花,我们现在缺的是雪中送炭。”有从业者说道。而大批量的优质内容供给,就是“炭”。灯塔数据显示,2020年共上映影片365部,比2019年的611部有大幅减少,彼时疫情影响之下的减量还算合理,2021年这个数字又涨至691部。但在2019年,票房破10亿的影片有15部,2020年只有4部,2021年即使回暖,也只有11部。

尽管今年刚开始不久,但考虑到疫情的客观影响、影院大批关门、加上院线市场的内容储备现状等因素,院线市场“片荒”的情况,或许还会持续下去。

没有数量足够多、内容足够优质、类型丰富的影片供给,下游谈再多的“坚守”、“热爱”,也是徒劳。

如何破局?这并不是上游或下游的单一问题,更像是产业走到某个阶段后,必然要解决的复杂问题的集成——就算没有疫情,内容的结构化合理性供给、下游单一屏幕产出大幅提升、产业各环节效能提升、培养人民观影习惯等问题,都是中国电影不能逃避的产业现实。也只能逐一面对,才能建立真正健康的产业。

参考美国电影史上的辉煌年代,大萧条时期是那些明星大师级、成为后世经典的作品层出不穷的年代,才让美国电影的光彩在全世界范围展现,也顺势将电影拉到了“一个可以作为成熟产业进行全方位度量和分析的阶段”。

大萧条时期电影《大饭店》

当时的成功经验,在疫情逐渐好转的今后,或许会对国内电影产业提供不同维度的借鉴意义。而今天,回到产业下游,电影院仍然是现阶段的电影存在的重要载体。影城经理董文欣在朋友圈写过,“电影是生活的一个甜头”: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吃甜品,但生活里不能缺少它。

虽然电影院并不是人们看电影唯一的、“必要的”方式,但“人间是由无数个非必要组成的呀”——对很多内容创作者来说,它是大银幕梦想得以实现的落点;对观众来说,电影院是满足社交娱乐需求的物理空间,也为那些爱电影的人“做梦”提供了心理空间。

毕竟天不遂人愿的事常有,有时候做一做梦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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