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人物“偶像化”，这是历史题材最大的可惜

《山河月明》正处于一种割裂和拉扯状态。这一头，它难得攒了一群老戏骨，难得把明初这组传奇人物群像做出来，还挺生动，这让相当一部分观众在最初很兴奋；但与此同时，模糊的表达主题，时常走歪的历史解读，（或许由）强力删减压缩导致的大事件上混乱潦草，使得它又逐渐在损失自己的观众。

如果从娱乐角度：把皇帝将相家拉到凡人视角的父子情兄弟情夫妻情，倒是带来了一些新鲜感，圈了一波好感度，但那一头，硬给朱棣与北元公主拉郎配组CP，且让其在这个朱棣成就伟业的故事里占去了太多存在感，即便是很多只随便看剧消遣的观众，也对此毫无好感。

这种状态的背后，是近几年历史剧老在拿捏又似乎拿捏不好的尺度：拿什么样的视角去做一段历史，是不是得站在今天有些更新颖的评价；想做正一点的剧，又希望有更好的市场基础，怎么在历史剧的质感上做些新鲜看点。在这个过程中，带出一堆问题，比如层次不清，魔改，套着历史壳没有历史核，等等。

客观上讲，《山河月明》有自己的收视群体和收视热度，它在人物、情感、情节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作为一个虚构小说或者古装故事，对于观众是有趣味性的；但它在历史呈现上，陷入自我设定的矛盾中，还是比较可惜。

关于明初，众望所归的继承人朱标死在了最不合适的时候，朱元璋老了，孙子朱允炆还小，一群手握强权的叔叔环伺，主少国疑，多个阵营对抗，这是绷紧了的局势，也是故事的张力。而极权政治之下，父子叔侄之间，只有死局没有生机，这也是悲剧。专家们经常讲历史剧创作有没有在历史框架下，有没有遵循当时的历史逻辑，而落到观众眼中，大家关心有没有瞎写历史——这里的基准要求，从来都不是必须对历史严丝合缝，而是你对一个时期的书写，对准的是不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态，以及同等重要的是，有没有认真地对准它进行历史、文化和艺术层面的正面作战，而非故左右而言他，雷声大雨点小。

朱棣朱允炆，两方谁也不占绝对正义，争的是个生存权，结果胜负是战略手段的问题。这样一个结构上繁复、人性上可痛的故事，进行朱棣的个人偶像化讲述，本身即是一种历史题材的可惜。但即便落到个体之上，也是可以的，关键在于有没有真正找着其“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比如《山河月明》写了个人情味的皇家故事开头，这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推进方向，将其与此后必然的血肉阋墙做对比，可以落在人性变迁、命运无奈、极权悲剧、社会时代要素等多个维度上找到一个创作者看重的表达。但从剧集目前呈现的状态来看，这些不可避免地只成为了将朱棣推向一个“完美人”的中间过量；以及，成为戴锦华教授在关于一些历史电影的评论中所提到过的，成为一些段落式的观赏“奇观”，而非真正落下重响的东西。

这是创作站位本身就偏了。而它具体落到创作上，更进而多米诺骨牌式地带来了很多问题。

《山河月明》因为预先有着重大历史题材的标签，但落地后却有观众接受无能的情感线，因此现下对于它的评价中，少不了一条——“披着历史剧外衣的古偶”。

观众很犀利很直给，当然不一定全面，从我们的观察中，我们认为这种“偶像化”确实存在，也是这几年接连翻车的历史剧的一种共性，但如果只是以“有没有强加感情线、CP”来判断，反而是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

《山河月明》讲的是朱棣从少年到成熟军事家、政治家跨越几十年的成长。再往前看也很熟悉，《大宋宫词》里有刘娥从民女到女性政治家的成长，《大秦赋》里有嬴政统一六国的成长。“成长”，或许是当下最应被警惕的关键词。在今天很多的“成长”创作逻辑中，往往是树立起了一个绝对正面的人，ta曾经的不足是一种天真简单，而完成成长之后则有一种绝对的正确。这就是一种我们认为应该警惕的“偶像化”。

如果说生活剧写一个小人物的成长，绝对正面，也许只是显得比较平、比较流俗，而在历史题材，尤其在书写以权力为重要逻辑的王侯将相时，今天这种“偶像化”、不容污点的正面人物逻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自身的矛盾。因为它必然要洗白那些争权夺利白骨累累，于是它必然留下观众一思考就会发现的讲不通之处，甚至反感表达；它也必然要将最为复杂的历史流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扁平二元对立，带来观众感知上的扭曲感。

比如人们说《山河月明》中那些不合逻辑之处，来自哪里？因人设事。因为要强化朱棣的一切合理性，于是可以证明他的人，也被施加正面性——最典型即如承担“看好”他责任的父亲朱元璋，他的一切也被合理化，人性光辉，甚至朱元璋设立的、被后人公认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明亡的“厂卫制度”被创作者天真洗白；朱棣的对手必然要被拉出来更强化，于是朱允炆的生母吕妃承担了先锋，以令人厌恶的面目拉起了一个个宫斗戏码。

从近年几部折戟的历史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逻辑在引发问题。《大宋宫词》，为了刘娥的合理性，她与宋真宗的CP正面性也要强化，于是弄了一系列种种不伦不类到不合逻辑的宋真宗对刘娥的真爱举动，很多重要历史进程强加在刘娥头上，放在在意女性主义表达的当下，也没能讨好女观众们，因为其中透着过于明显的虚假，以及对历史常识的背离。

当然，这里不仅仅是创作想法问题，还有题材驾驭力的问题。典型如《大秦赋》，抓着嬴政的重要节点，笔墨多的是与华阳夫人的宫斗，是赵姬吕不韦嫪毐的事情，而到嬴政与他的大臣的施政主张与统一六国具体过程，则总在潦草地喊口号。这典型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短板，并不匹配这一项目。许多观众直至今日依然口毒地称呼该剧为《大情妇》，可见对于题材浪费的深恶。

最基础的创作逻辑应该改变，放弃那些波澜壮阔的一生，跨越几十年的生命图卷。所谓历史大剧、正剧——在事实上不可能不对历史做一定程度调和的情况下——大的应该是情怀，正的应该是逻辑，而非所涉及的历史体量。

拿一个反向例子来说，去年的韩剧《衣袖红镶边》就是一个以“古偶”面目出现，实现历史正剧功能和影响的剧集。这部剧以朝鲜正祖与一个宫女的虚构爱情为表，带出的是极权对人的压迫；由于它牵带的思悼世子背景，许多国内观众都会将它与获奖影片《思悼》一起观看，去感受其中悲剧性和批判性的延伸。

在历史学者赵冬梅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历史是“没有负担的”——他们是放开了去看历史学历史认知历史的，因此如果带着“观众能不能看懂”“年轻人会不会觉得无聊”去逃避或收缩创作，显然这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故步自封。因此，对历史有理解力和驾驭力的创作者，可以回归更合理的历史题材创作主次，不以庞杂元素做四不像；而更多创作者，其实也可以尝试找小切角，去进行合适的历史观表达，不用以简单粗暴的类型区隔来局限自我。毕竟，曾经作为正剧大剧代表性标签的戏骨、服化道，都已经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