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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香港更好的地方很多，但都没有我对家乡的这份情感。”
在即将于本周末上映的港片《七人乐队》中，已故导演林岭东通过自己执导的《迷路》单元，以小切口展现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寄托着对家乡的眷恋深情，成为留给影迷最后的礼物。
不仅是林岭东，影片的其他六位名导同样将私人情感倾注于创作之中，各选取一个年代，记录下香港七十年来的社会变迁，共同勾勒一幅平民生活画卷。
监制兼导演杜琪峰这样说，希望由香港导演去讲香港，也希望观众在看完后能更了解香港，更爱香港。
有意思的是，在《七人乐队》上映之际，杜琪峰老搭档韦家辉执导的另一部港片《神探大战》同样在线，且票房已突破6亿大关。
一部文艺，一部商业，一部作者性，一部类型化。两部影片的同场献映似乎在提醒着我们：在熟悉的警匪、武侠、喜剧等商业类型片之外，还有如《七人乐队》一样的港片，聚焦平民生活，展现着更真实、立体的香港。
它们也同样值得关注与掌声。
平实港味
描绘市民生活画卷
50年代的练功房、60年代的师生情、80年代的情侣关系、90年代的回归思考再到00年代的“遍地黄金”；10年代的“日新月异”和20年代的信息化热潮…
《七人乐队》的故事有导演个人的情感投射，也是无数香港人共同经历的回忆与当下。
回顾历史，与商业片的蓬勃高产不同，这样写实展现香港市民生活的电影数量并不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影坛涌现了大批“新浪潮”电影。它们虽然不能与现实主义电影直接划等号，但其中的很多导演都开始把目光投向香港本土。
许鞍华、方育平等导演都曾参与《狮子山下》系列剧的拍摄，也由此开始对草根阶层和社会民生的关注。
许鞍华曾这样总结：“香港经常是我电影的主题——一切有关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感受、交流、喜悦和痛苦。”
的确，《女人，四十》中，萧芳芳饰演的阿娥是无数乐观、善良又坚强的香港城市妇女的缩影。她们在做好会计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青春期的儿子和患病的公公，用勤勉和智慧把全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许鞍华对阿娥的描绘不是高大全的，而是用轻喜剧和大量生活细节展现出一个极具性格魅力的女性形象。她对懦弱丈夫的不满，精打细算的“市民”心理，都让这个人物更加真实饱满。
《天水围的日与夜》更是如片名一般，平静克制地展现天水围小人物的生活日常。
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但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却从一言一语和一日三餐之间汩汩流出，格外动人。
梅艳芳、张学友主演的《男人四十》将焦点对准一对普通夫妻，讲述他们人到中年时的各自焦虑，令人感同身受。
《桃姐》则从真实故事出发，讲述着超越血缘的亲情关系，也引发社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
著名导演罗启锐同样坚持创作中的本土特色。从《七小福》《玻璃之城》到《岁月神偷》，罗启锐的电影总是用记录着社会变迁，同时兼具娱乐性和人文关怀。
特别是那部获奖无数的《岁月神偷》，罗启锐以个人经历为蓝本，讲述了一个香港普通四口之家的喜怒悲欢，也勾勒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底层香港市民的生活图景。
那几句经典的台词：“一步难，一步佳”，“做人，总要信”等等也集中展现了香港人面对困境时的乐观与坚韧，让小人物熠熠生光。
除了罗启锐、许鞍华这样的知名导演，近年来不少香港新导演也将目光聚焦现实题材，佳作频出，格外令人欣喜。
罗耀辉的导演处女作《幸运是我》讲述了患有认知障碍的芬姨和生活窘迫的阿旭两个来自社会底层的陌生人，在大都市里萍水相逢，最后相知相伴的故事。
通片不回避矛盾，也没有刻意煽情，而是在真实的生活细碎中展现二人的情感涌动，不仅获得8.0的高分，也让惠英红收获了第三座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杯。
此外，还有关注乡村教育的《可爱的你》，体育励志小品《点五步》等等。
虽然大多是青年导演的作品，却凭借本土情怀和真挚情感打动人心，也为观众呈现出一个类型片之外更加真实、立体的香港，令人眼前一亮。
社会关怀
聚焦特殊群体境遇
用镜头聚焦边缘人群，借由影像让更多观众看到特殊群体的境遇，进而引发社会关注，这种创作体现着电影人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1992年的电影《笼民》就是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佳作。它以群像戏的方式真实呈现出租住在笼屋内的草根民众艰难生存的状态，探讨着香港的贫富差异和底层人群的人性尊严。
导演尔冬升也被很多人称作“香港电影社会学家”。他执导的电影大多紧扣现实，即使在类型片创作中，也总能加入对社会百态的观察与思考。
导演处女作《癫佬正传》就大胆聚焦香港社会边缘的“精神病患群体”。开拍前，他花了八、九个月时间访问社工，接触个案，了解精神病患的真实处境。
拍摄中，周润发、梁朝伟、秦沛也颠覆形象，演出了“精神病”群像，用看似喜剧甚至荒诞的表演揭露的是赤裸裸的残酷现实。
同样聚焦精神病患，曾志伟、余文乐主演的《一念无明》改编自香港真实新闻事件，在刻画家庭悲剧、父子亲情的同时，也展现了社会大众对躁郁症患者的漠视与不友善。
导演黄进曾在采访中说，影片不想消费精神疾病，而是希望通过这种看似特例的病症，呈现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高压力状态，呼唤更多人关注心理健康问题。
《妈妈的神奇小子》同样基于真人真事，但关注的是身体上的残障。
乍看上去这是一部催泪励志的体育传记电影，然而其中的不少桥段折射的是现实中残障运动员的艰难处境和不公待遇。
郭富城和杨千嬅主演的《麦路人》更是罕见地将目光投向了香港街头居无定所的“流浪者”。
刑满释放人员、落魄歌女、叛逆少年、独居老人、单亲妈妈…影片细腻刻画了这群“麦路人”的生活窘境、情感背负，也洋溢着苦中作乐，抱团取暖的脉脉温情。
虽然结尾不免落入煽情的窠臼，但仍然让我们得以管窥商业片中难觅的香港隐秘角落。
诚然，对于不熟悉港片的观众而言，上文提到的这些电影可能连名字都十分陌生。
不可否认，这些现实题材的文艺小品往往难以获得市场的广泛关注，在内地更难逃水土不服的命运。
好评如潮的《幸运是我》票房不足百万，《麦路人》纵使有郭富城、杨千嬅等明星演员加持，票房也未能突破2000万。
然而，票房成绩无法定义它们存在的价值。
香港电影需要叫好又叫座的商业类型片延续荣光，也需要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电影记录下社会百态、时代变迁和烟火气息。
就像《七人乐队》“迷路”单元展现的那样：香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在抬头望天的同时，也别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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