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扬·舒特深谈电影创作以及电影教育之道

 日前，电影学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李迅来到了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现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与国际知名电影教育家、电影导演扬·舒特深谈电影创作以及电影教育。扬·舒特将从自身作品出发，与观众们分享多年来的电影创作经验。并与国内专业学者李迅共同探讨德国电影的变革与发展。

扬·舒特的电影关注移民的个体诉求，以及移民文化在德国的具体处境。他的作品温柔、克制，在当代德国电影书写中留下轻盈一笔。这种温柔来自于一种诗意的纪录式影像，自然光线与开放音响为环境注入了真实丰富的细节，世界各地的外来语往往交替混杂勾勒出移民文化的多元融合。

扬·舒特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理解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和超越国界的合作成为他的核心工作。在与李迅的对谈中，扬·舒特提供了多元文化下如何进行创作的建议。在不同国家的电影教育环境中，他表示应该鼓励自由的交流与沟通，并对欧洲与中国的电影教育方面，进行了比较与展望。

以下为大师班现场实录：

李迅：非常荣幸能请到您来和大家做一个关于电影创作、电影教育的交流。因为我想在座的中国观众还不是特别了解您，请您就自身的创作经历做一个分享，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电影创作情况。

扬·舒特：我过去是在英国居住，并且住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对于艺术和哲学的了解我们是有自己的一套商业模式，之前我也是在创作领域有相关的教育，并且很多年前在德国电影、电视台中担任过一些相关职务，也创作了很多作品。我很开心这次能在银幕中给大家分享一些小片段，通过短片或者纪录片的形式来呈现我的想法，这些也是我创作的影片的一部分。

首先，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的作品。比如《龙食》和《温克尔曼的旅行》，都是非常低成本的作品。由于当时预算有限，我们根据一些限制条件去拍摄。在1987年，我的低成本影片获得了一些奖，除此之外我也开始进行纪录片还有其他影片的拍摄，当然是尝试不同的类型，包括在电视台播出和电影院中上映。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激动人心的，当时我们和很多年轻技术人员、工作人员共同合作，组建一个团队来实现影片制作。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开始做不同的尝试。除此之外，不仅是实操，在教育方面我也很高兴和学生分享。当时我还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我们会共同创作与讨论。哈佛大学是非常顶尖的学校，也有艺术专业，也是非常良好的文艺及电影分享的阵地。二十多年我一直和学生进行分享，和他们分享这些方面的教育令人开心。我还在一些德国电影中担任导演，五年前我也是美国一个电影学院的主席，后面我就到了上海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了相关科目的教师。上海戏剧学院很美丽，有许多同事以及国际大师共同探讨学问。

李迅：您在电影节放映的几部影片，都是八十年代拍摄的。当时应该有不少德国导演已经开始在国外拍电影，看您的电影与他们的电影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特别是涉及了外国移民，无论是非法还是合法的移民生活。您以非常写实的方式进行表达，很幽默且有喜感，《龙食》中有巴基斯坦移民，关于中餐和巴基斯坦菜的比赛很有意思，他们在为生存进行斗争和努力。我所了解的八十年代德国电影，很少有外国移民这样的题材。去拍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移民题材的电影时，包括《再见美国》里面的波兰犹太人的生活，请介绍一下您在电影创作上的想法。

扬·舒特：我的第一个五十分钟纪录片，《龙食》的中餐和巴基斯坦餐厅中的一些场景，以及其他移民主题影片，我为什么要拍这些？因为在我的研究中我认为它是世界现实的表现形式，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例子。我们也知道德国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过去有纳粹主义等等。由于当时的情况，一些人纷纷逃离了德国。在这种背景下，我就觉得现实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移民是一种全人类的运动，包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并不仅仅是德国，而是在整个世界人口的变迁史中，我现在正在用英文和大家交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通过中文同时翻译给大家，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正是一种模式，是一种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变换。有一些导演对于拍摄相关的纪录片感到非常自豪，德国导演在复杂的世界中成长起来，根据他们看到的去展现，在微小的世界中去传递信息。

李迅：对于移民的表现，我们看到有幽默、喜感的人物，虽然他们很艰难，在奋斗的路上遭遇到一些痛苦。这跟很多人在表现移民题材上那种特别沉重、郁闷的方式很不一样。移民题材的纪录片大多数以艰难困苦的生活作为一个对象，有喜感、幽默的表现相对较少。在九十年代到2000年之后，这种喜感、幽默是不是您比较突出的元素，贯穿在您的现实主义作品中？

扬·舒特：我认为在德国电影中这种戏剧元素其实也是一种严肃的形式。在创作人物时我表现了人物在生活困难中的挣扎，他们微笑地面对生活。当然，我是从实实在在的人中学到了这种幽默，所以我把它融入到创作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世界公民都有幽默细胞，并不仅仅是德国人，所以从移民身上我确实看到了这种闪光点。我也从我的学生中看到了他们的幽默感，在和学生交流时我们有很多语言障碍、文化障碍或沟通上的困难，我们通过不断的沟通来互相理解。所以在电影创作中这给了我很多灵感，我也把这种幽默的方式放在了纪录片里。在我的一个五分钟短纪录片里，可以看到人物在做饭的情节，以及对人物的表现方式。他边炒菜边介绍自己的生活，他的性格给人很大的激励和鼓舞，我很珍惜这样的感动瞬间。

李迅：这也让我们可以了解到扬·舒特影片中的人物取材于哪里，以及他在纪录片中塑造人物的方式。我听说您过去谈到对于纪录片的形式并不满足，它不能按照您的想法去创作或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以转而从事故事片创作，是不是这样呢？

扬·舒特：我从第三部纪录片开始就感到很厌倦了。我很疑惑能够与这些人有多亲密的接触、对他们能有多了解。有一些故事很私人，我不想揭别人的伤疤。比如他们的婚姻生活，我不想在纪录片中过多地介入他们的个人隐私，而是要尊重。但在故事片里我可以展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转向故事片创作。并不是说我不喜欢纪录片，因为我不想把什么东西都揭露或暴露出来。但是故事片没有这个限制，它可以戏剧化地呈现，有一个讲故事的过程。因为所有故事都有现实的基础，所以故事片也会给我们生活以启迪。在拍电影时，我们可以利用观察到的各种细节和情况，对现实进行自然的延伸。

在故事片里，你可以把内容都计划好，知道每天应该怎么做。在拍纪录片时，我的小型摄影团队有着不确定性，我认为纪录片拍摄更像是一次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拍故事片让人精疲力尽，但是拍纪录片，我们会有很多闲暇时间。这是很两极化的情况，也不是说谁优谁劣，拍故事片也有它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转向故事片的原因。

李迅：您在影片中塑造人物的时候，一直和人物保持同样一个水平，以他们的视点和生活方式来拍摄他们，而不是站在比他们更高的视点上。在《再见美国》中，开头是一对波兰犹太夫妻和一个老头回家乡，后来有一对夫妻还是回美国了，但是另外一对留在波兰继续生活。实际上，你并没有去说这两对夫妻哪对应该留下或去评判他们，而把他们放在和你一样的水平，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感受他们应该拥有的生活方式或未来，我觉得这种处理非常好。在创作中常常看到导演高于人物，去控制人物形象，您是否认可这种创作者控制人物的做法？

扬·舒特：不同的影片中有不同的角色，你首先得在头脑里有一个整体梗概。我觉得需要体验角色，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比如纪录片，它是真实的、贴近生活的，在拍摄时我们不能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所以我用同样的方式去尊重我的演员，我期待他们把真实一面呈现给故事情景。我觉得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要。对于《再见美国》的现实情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金钱，你不可能支付得起当时的生活，所以他们所面临的情形是会让他们去探索，去思考人生是什么。我用电影展现出他们的生活与困苦，困苦是这些人真实的一部分，是不可剥离的。他们如何实实在在地生活并挣扎，在我的很多纪录片中也都有展现。

李迅：与八九十年代创作的这几部影片相比，最近十几年创作的一些影片比较商业化，比如有一些剧集、商业片。在工作方式上，尤其对于人物处理，前后的创作有什么区别吗，特别是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比较。

扬·舒特：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对人物的拍摄非常多变，我想做的并不是追求专业，而是去贴近生活。因为我们要面对不同的观众，所以不能用一种单一的形式去呈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电影、电视中呈现不同的角色，通过不同的技巧来确保成功地塑造人物。这些商业电影的拍摄耗资巨大，第一个困难就是成本与资金，第二个困难是人物的协调，与导演之间的沟通等等。我一直在思考，对于年轻人的相关教育也很必要，他需要和外在的世界交流。学生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关于人物的拍摄各不相同。我们可以去根据不同情况去发展，在复杂的情形中不断去尝试与沟通。因为电影制作通常是未知的旅程，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故事呈现给观众，使得我们的电影呈现出不同的元素。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用自己的理念、电影的形式和语言去沟通，然后在沟通中去实践与发展人物。

李迅：在《再见美国》和《龙食》这样的影片中，可以看到您和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演员以及工作人员一起工作，而电影制作过程中会遇到人和人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您怎么看待和处理？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在影片中的对于文化差异的表现，现在也请您谈一下在影片制作时剧组里的文化差异。

扬·舒特：一开始我和一些朋友，不同的工作成员合作时，遇到了很多问题。我经常更换摄影师，最终还是找到了最亲近的伙伴，我把他称之为挚友，他真真正正地了解你。《再见美国》也非常复杂，当时条件比较简陋，我们就只有一个设备进行沟通，特别是当时在冬季拍摄时气温只有零下几度。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中和不同的人去沟通，最后成片真的出人意料。

在不同影片中，比如刚才提到的移民题材影片、在波兰发生的故事，都是根据我们自身经验和经历或是现实见闻去拍摄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和人物，我们所要做的是去沟通，相互信任，让别人了解你这方面怎么拍，你的理念怎么样。拍摄是一种技术，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决策，关于不同的创作要如何选择。而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起争执时不要去动怒，而是聚焦于问题本身去解决，把这些问题转变成一种优势。这就是我在和团队沟通中以及影片制作时遇到的挑战，我们会以一种乐观的精神去应对。非常记忆犹新的是，拍摄时我发现嗓子完全失声，非常难受。但我仍通过一些软件不断地沟通，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去克服种种困难。

李迅：我注意到《再见美国》里的制片人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独立制片人詹姆士·沙姆斯（James Schamus），他也做过李安的编剧，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与他合作的情况吗？

扬·舒特：在影片中我确实有和他合作，詹姆士也拍摄了李安的影片，并且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他通过这种镜头拍摄出最佳的影片，我觉得这是他们之间最良好的合作。在之前的拍摄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这个剧本真的是有点偏中国化了，他就一遍遍地更改、沟通，他说我实在是不想拍摄这方面，因为中国的元素太多了。我们说有差别其实差别也不大，很多故事都差不多，不管犹太人还是中国人这边，我的学生和我讲中国父母的情况。我们看到文化有不同，但是也没有那么不同，因为我们都是人。

李迅：德国是一个电影创作上非常多样化的国家，我们也想知道您的影片在多样化电影创作中的位置，您有没有一个自我评价或定位？

扬·舒特：我不认为我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在美国住了有十年，也在上海教书，我并没有很多影片是在德国执导拍摄的。在七十年代，德国电影如日中天，制作得非常好，有很好的传统。但是现在情况不同，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中，德国电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西德变化之后。我们周边有不同的欧洲国家，德国和中国的关系也很好，多年来关系挺不错。我认为我们还得看下一代电影人会怎么样，比如说美国、德国、中国，我们拭目以待，我看到中国的势头也很不错。

李迅：近二三十年的德国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合拍，德国和不同的国家合作，比如法国、荷兰或北欧国家，会有投资人去投资美国的独立电影，也会有华裔导演在德国拍摄。结合自己多元化的拍摄氛围，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您对现在的多国合作制片的方式有什么展望和看法？

扬·舒特：在过去的十年和十五年中，并没有很多的优质的德国的影片制作出来，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德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很多钱都投资于其他领域，事实上确实是德国有很多的联合创作、包括对很多的国际知名导演进行大部分的投资，这是很有意思的发展趋势，确实也有中国的导演得到了德国的投资，我们还得拭目以待看看未来会怎么样，我现在还不好说。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制片的势头确实是在出现，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德国是开放的态度只要大家愿意合作，德国人都会愿意合作，比如说大众车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运营，这是非常开放的态度。我们的剧院、医院都是开放式的合作，我们都有这种模式。

李迅：刚才您提到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德国电影是一个高峰，因为出现了温格等很多这样很出色的导演，而最近的二十年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就是柏林学派，想请您分享一下您对于七十年代德国新电影的影响以及现在柏林学派在国际电影影坛的地位，包括对夏特莱娜导演的看法及观点。

扬·舒特：确实你刚才是提到了一些非常有名的导演，其实有一些导演还在做导演工作，他去年还完成了一个电影，你还提到了柏林学派。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电影家也期待有不同的电影的推出，没有保证一样的风格。所以柏林学院也经常受到批评家的批判，我们等待新的形式出现，推动德国电影的发展。

李迅：扬·舒特先生在国际上，包括在美国、在欧洲都做过电影教育工作，是美国著名电影学院的校长，专门从事电影推广、从事研究生级别的电影教育，包括自己也成立了电影学院来做电影教育，现在又来到中国，成为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您认为美国、欧洲、中国这三个不同地方的电影教育，从比较的观点来说他们有什么不同？或者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的不同？

扬·舒特：第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中国上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影的未来，所以说很多的学生他们都非常地期待着能够去市场上大展拳脚。不光是做导演还是演员，其中找到很好的机会，在德国没有这样的市场，是一个非常小的不太成功的电影产业。

在学校里面有很多业内的一些资深的人士到学校里面进行相关的讨论，我们希望在2023年我希望能够邀请一些业内的人士进入学校里面开展一些讨论、教育工作。因为过去三年中，我们做这个工作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能够给学生以激励、能够激励他们成为制片人、成为导演、成为创作记者、写脚本。他们可以跟业内的这些大佬沟通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李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比如你会鼓励或者在教育中鼓励不同的学生，做制片、做导演做技术的相互交流吗？以及在实践的合作中是不是会进行鼓励？

扬·舒特：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交流的合作过程中需要学会相互尊重。美国的合作精神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了解每个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中国的话学生注意力放在导演上，我们应该所有的人都相互尊重，应该鼓励这样的一种沟通，不要光把注意力放在导演上。中国的学生更有活力。

举个例子，如果你去一个酒吧，在美国，旁边的人就会在半个小时之内一直跟你聊天，聊个不停你就会了解他的生平，他是什么离婚、结婚的，你在中国和谁坐在旁边、坐在一起，他就会问我问题。他会问我从哪来、你来中国干啥等等。

但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讲故事，所以对于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在讲故事方面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我们也要鼓励学生讲故事，特别是如何和观众交流。这样的话，中国的学生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也会慢慢有改观。

李迅：联系到刚才您讲的，学习电影应该去跟周围的人去交谈。这个交谈实际上是为你进行故事创作服务的，而不是把那些东西交流、交往、交谈的东西如实搬上银幕。这是有一个凝练的、一个故事的锤炼的过程，而不是直接讲生活是怎样的，我们就把它表现成怎样，您能进一步讲一讲故事跟生活的关系吗？

扬·舒特：其实故事就是故事、生活就是生活，不过他们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讲故事其实也是从生活当中得到了灵感。它也许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也许是大家的故事。所以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知道和理解，比如说我们如何去开场、我们如何去进行结尾这些都是要进行训练的，得到一种正确的操作模式。

李迅：假设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知道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跟中国传媒大学做一个联合项目，六个中国学生、六个美国学生合作一年拍摄两部影片，六个中国学生、六个美国学生配对，一共做六部影片，短纪录片这样的情况，每年有这样的项目进行。比方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从您的教育理念来说会鼓励或者说会去做这样不同文化，或者不同的国别的学生在一起去学习和合作这样的项目吗？

扬·舒特：确实这也是我完全赞同的，因为我也会邀请他们的学生，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比如说之前我们每年也会派学生去上海。我觉得国际的合作是非常地重要，它能够进行不同种类的学习、并且能够来了解不同的文化。包括在影片的呈现当中的技巧都能够得到延伸，所以我之前在德国来进行这种交流的项目当中，我也是给他们定一年的交流。但是确实也是产生了非常大的成效，但是我觉得在未来这种诸如此类的合作数量上会更加地提升。当然我也是期待着比如说明年夏季我们真的能够来到中国或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我也是非常乐于旅行，因为在之前我们都是自由地交流，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相互的了解推动未来的方向的发展。并且邀请不同的人来德国，本科、研究生都有。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类似的德国的学生，非常想了解中国。

李迅：针对学生一直鼓励学生不断的实践、拍片和不同工种的同伴去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相对而言我想问您把理论和历史的教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比方说电影史、电影理论对于电影创作是非常必要，还是可有可无呢？

扬·舒特：在我们来教授电影的科学或者是电影的课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要求学生或者要求我们自己去观看更多的影片，这是实操方面。

比如说包括小说、包括一些电影的创作、这些故事。但是我觉得在实际的操练方面我觉得历史还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李迅：其实历史也是了解在这一百多年中，都有什么样的电影风格、都有什么样的类型的发展、风格的发展、美学的发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电影史上无数的导演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经典。通过学习经典影片我们可以了解电影是怎么拍摄出来的，特别是那些杰作，电影语言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如何继承或者突破这些语言。这可是作为电影史非常重要的。我下面的问题是因为电影学习从教育的角度讲有学智的东西，比如说从比较低的层次讲会有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的技术学习，一般来讲做技术工作。也会有导演、编剧包括摄影这样的专业，需要更高一个级别的学习，那么我是想问在欧洲或者美国是不是，扬·舒特自己觉得是不是在研究生这个级别学习编剧、导演、摄影这些主要的主要创作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欧洲、美国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在中国您知道，中国从本科开始招收专业的学生，差不多18岁就上了电影学院去学习所谓导演、编剧、摄影这些东西。我了解在美国、在欧洲在研究生这个阶段才进入这些专业的学习。我想问一下扬·舒特先生是不是这个情况，以及扬·舒特先生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扬·舒特：其实不同的国家它是不同的，在这种教育的系统当中，在国外确实是从研究生的阶段开始学习。并且在之前也是经过了五年甚至十五到十年的人生的经历各种去探索，所以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这种教育。而是生活和教育联系在一起，我的学生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才开始进入这种专业的学习。

李迅：在美国他们要求一定要在大学有两年的，无论什么专业的学分都可以，得有两年的其他的专业的一个学习，才能有资格报告电影专业的学习。在电影继续上两年只是基础的学习，真正的分专业实际上在研究生阶段。像刚才扬·舒特先生讲的，你得有一个不仅仅是学校的学习的经历，应该有其他的学科学习的经历，以及社会的经历。对于电影创作更有利一些，这个您是不是赞同？

扬·舒特：是的，因为这种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人类的工作当中对于人类这种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认识很重要。你做一个电影不仅仅是模仿其他的电影，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人的经历尤其重要。并且确实我们在今天讨论当中也是谈到了非常广泛的，不单单是电影。

李迅：请扬·舒特先生讲一下比方说欧洲比较了解欧美的电影教育中，在研究生分专业的这种电影学习，导演、摄影，他们最看重什么？最看重的比方是以作品为标准、还是说是不是综合的一种考虑。比方说咱们中国讲论文，包括理论和历史的一些修养等等、也包括在创作中展露出来的潜力和才华。看美国和欧洲这边的教育最看重的是什么？

扬·舒特：我们也知道艺术它的呈现方式是非常复杂的，并且在电影的创作当中都是不断地学习的过程。所以在教育方面其实不管是研究生教育，还是专业博士，都是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我们要不断地实践。所以我们要在教学过程中体现这样的一个特点，要允许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我也更愿意给他们一些考试、一些提示。而不是给他们一个分数，因为我不好给他们一个分数。比如说你93还是89分没有办法判断，所以我们在教育体系里面要把艺术教育要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对待。

李迅：下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电影的种类是非常多的。从一般的所谓的叙事电影、纪录电影、动画电影、实验电影。实验电影中会分散文电影等等，比方说一般的叙事电影或者说纪录电影和实验电影，学生在教学中我们以哪种电影为标准来教育学生？比方说我们讲电影艺术的话，一定在艺术电影或者实验电影中，或者在跨学科我们在艺术与实践结合的电影可能是比较我们认为非常棒和非常高级的那种艺术形式。但是从叙事电影看，实际上叙事电影常常会被在艺术面前被贬低的，这时候在电影教育里面我们到底是以叙事电影作为一个标准来去教育学生、衡量学生，还是艺术电影。比方说有的学生我了解无论在做专业博士的作品的时候都会做实验电影，那么做实验电影的学生跟做叙事电影的学生你们怎么来去考量他们的水平？

扬·舒特：我们实际上就是说都是竭尽所能，不管哪类电影，好不好打分，是不是行得通。有的电影最开始的话受到了很多的非议，最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像数学、不像其他的科学。所以说电影制作不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东西。

李迅：你们对于MFA学生的电影作品，和对于专业博士生的电影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要求吗？

扬·舒特：我们没有MFA，我们只有硕士学位，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把电影作为我的一个职业去做，我们需要有MFA，但是不仅仅需要有一个博士学位，它不是一个科学，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学习。

李迅：好，谢谢扬·舒特先生，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把时间留给在座的听众。所以应该有一个我们听众提问跟扬·舒特先生交流的环节，听众有提问题的可以举手。

观众一：扬·舒特导演您好，您有一部影片叫《布莱希特的最后夏天》。我想请问布莱希特作为戏剧大师，在戏剧手法上对您的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拍摄的影响，以及有一些论调里面提到的纪录片进行去戏剧化的过程，这个看法您怎么看？谢谢！

扬·舒特：感谢您的问题，我对布莱希特非常的尊重，但是我认为这个理论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艺术的概念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所以说很多杰出的艺术家，都有很艰难的生活经历。我对于布莱希特的生活轨迹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个电影是为他写的诗歌、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布莱希特曾经非常的不快乐，所以这部电影不是在讨论他的理论。虽然我们那边可以看到有一些雕像来纪念布莱希特，但是我不认为他的理论对于我的创作会有很大的影响。

李迅：您这部影片是基本上是一个博莱希特的传记片，这里面有两个点，一个是博莱希特和当时的政府的关系，第二个是他和他所有的情人、包括他的妻子，您把他一生的情人都集中在1956年生前最后一个夏天，进行很戏剧化地呈现，这两个点在当时影片公映的时候有没有引起过争议？包括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扬·舒特：首先这个不是一个纪录片，是我对生活的一个诠释和阐释，所以里面展示的都是事实、基于研究的事实。那些事情并不是同一天发生的，并不在五六年的同一个夏天发生的。是我们通过了一些戏剧化的手段把他们集中在同一个夏天进行展示，所以博莱希特的夏天很不高兴有这样的电影，他们感到很不安。

当时这个电影也是获奖了，我想这是对生活的一个尝试。我非常享受制作的过程，我只想再讲一下，他的妻子说博莱希特是一个非常忠实的丈夫，但是他有太多的妻子，这真的很不幸，他们共同的生活了几十年。我们是希望感觉呈现出生活的一种非常幸福的状态，实际上他是不幸福的。但是这部电影不是一个纪录片，不是说他们那些人都在同一个夏天里出现，我们是用戏剧化把他们进行一个处理。

他和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住在西德，但是美国不允许他在西德居住，所以他住在东德。他在东德和政府的关系也不好，其他的人对政府也不满。但我们的艺术家又做不了什么，只能接受现状。

观众二：想问一下，电影的无障碍制作的问题，您对这些制作视障、听障无障碍的版本导演有什么样的看法？

扬·舒特：这确实是一个不同领域的问题。这种刚才提到的听力障碍、眼睛障碍的人士，也是观众的一部分。并且在媒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是需要进行此类创作来满足不同的人群的需求，让每一个人都了解电影的发展。所以我们对于这部分观众也应该有相对应的版本，但是这的电影制作还在持续的发展当中。

主持人：非常感谢扬·舒特先生您的回答，以及李迅先生的主持、以及参与我们现场到场的每一位观众！今天我们的活动到此结束！

李迅：谢谢！

扬·舒特：非常感谢大家参与电影节的大师班，非常感谢李迅先生问了我很多的问题，在今天下午我也是学到了很多，我也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面对面地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