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档期争霸中,程耳导演的《无名》从预告片立起“超级商业大片”的flag起,便始终伴随了大量的讨论乃至争论,以致于在豆瓣平台上《无名》的短评栏目中出现了“当前观众意见分歧较大,随机展示部分短评,请谨慎参考”的标识。这种争议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导演程耳一直以来鲜明的个人风格,甚至成为了一种“观影门槛”,限制了作品和观众对话的可能性。从1999年毕业作品短片《犯罪分子》开始,程耳在叙事结构、镜头美学、人性探索等方面的风格化已经初见端倪。之后陆续创作了《第三个人》《边境风云》《罗曼蒂克消亡史》《无名》4部长片,始终坚守了“作者导演”的核心立场,将标签化的叙事特征与视听风格一以贯之。
在《无名》中,程耳导演将主要时空设定在1941年至1945年的上海,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孤岛”时期的“潜伏”与“暗战”,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套路”熟悉但又“似乎哪里不对”的反常规谍战片,在努力成为“商业爽片”的背面,仍是程耳导演的“作者显影”。因而,《无名》不可避免的有一点被评论和市场裹挟的“拧巴”,但其中依旧潜藏了当下中国电影创作中最为稀缺的品格——对影像“审美感”的执念与人物“立体性”的塑造。
一、影像呈现的“审美感”与“风格化”
风格化的视听语言运用一直是程耳电影备受赞誉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特点在《罗曼蒂克消亡史》等前作中已经自成体系,而《无名》继续延续了这种“程式美学”风格。例如,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对称构图就成为了程耳电影的一个关键词,比如夜色下渡部送小六离开上海的全景镜头,在《无名》中对称构图的使用更加频繁而意味深长,通过对称构图反衬出凌乱不堪的时代语境下一种虚假的秩序感,也暗示着影片强调的不是表面上的外部冲突,更强调人物的内在冲动。在影片中,基本上每一场饭局都采用过对称构图,而每一场饭局也都是一场博弈,在最后那场五人饭局中,以日本长官为画面的对称轴,其余四个人物分坐两边,而座位安排正是迷惑日本人的两个阵营的对立,何先生与被怀疑是共产党的王先生位于画面右边,唐部长与被认为是汉奸的叶先生位于画面左右,以此镜头开启这场饭局上的博弈。
在程耳的电影中,对声音的有意识地应用也是其一大特色。比如他常常利用声音的前置或者后甩来进行转场,又比如他会亲自为主题曲作词来作为电影的注脚。在《无名》中,声画对立的几次应用,更是强化了观众的视听体验和情绪感受,例如,在展现1938年9月广州遭遇空袭的片段中,背景声音是日本空军的广播,广播内容是午餐的选择,然而画面却是空袭下生灵涂炭的阴暗场景,二者两相对比,更让观众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与荒诞性;在开头舞厅与汪伪政府特务部门血淋淋的审讯室的那段交叉蒙太奇,背景音乐是舞厅优美的舞曲,体现了那个年代就是一个纸醉金迷与鲜血淋淋并存的荒诞年代。对于程耳而言,画面、声音,都是他进行表达的重要元素。
二、人物塑造的“立体性”与“散点化”
观察程耳导演的作品序列,其人物塑造经历了从《犯罪分子》《第三个人》《边境风云》这类聚焦个体的特写追踪,到《罗曼蒂克消亡史》演变为一种大时代下的群像塑造,以特殊环境下社会众生相的散点描绘,来重构宏大叙事、将其一贯的人性探索母题放置于动乱年代来审视人性本质。在《无名》中亦是如此,虽然这部影片以何先生和叶先生为中心人物,但其他人物也各有亮点。比如张先生叛变革命不只是令人愤怒,而是更多了一层对其叛变原因的人性解读,因为他那段“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不适应巨变的年代”的自述十分朴素,而他想要回广西盖房子过平凡生活的心愿尽管显得自私,却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厌战情绪。又比如汪伪政府特务王先生,他选择“以政治谋生”,因方小姐与自己不同阵营便杀死好友未婚妻,又会因自己为日本人做事导致父亲生日宴只有一桌而惆怅,在他身上代表了那些在动乱年代下没有信仰、随波逐流的人。而对于何先生和叶先生这两位主要人物的塑造也同样是散点式的。何先生在广州目睹了瘸腿的中国狗被国民党官兵赶出防空洞最终惨死在空袭炮火中的场景,这段经历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这在他的那段“劝降”自述中可以窥见一二:“广州炸了一年多,不要说防空火炮,有高射机枪吗,没有,有一个人在做事吗,没有”,虽说是编造的话术,却也侧面体现了何先生见证生灵涂炭、坚定信念的心路过程。之后在上海,传递情报、审问江小姐、处理张先生的叛变、会见妻子、谋划与叶先生的打戏……除了何叶二人的激战,其他每一个部分的叙事都是点到即止、碎片化的。对于叶先生的塑造也是如此,日常审讯、处理公爵尸体、与日本长官的会面、舞厅看着方小姐……这些情节也都是散点式呈现。在这种散点叙事的过程中,不仅给观众留下了人物前史等信息的思考空间,也给电影营造了一种散文诗化的韵味。
“尊重观众,观众不应该被低估”是《无名》同名主题曲MV中最后定格画面中的一句陈词,同时也是程耳导演主动靠近观众的“出师表”。截至初六春节假期结束,《无名》票房已累计超过5亿,而上映首日票房已达1.37亿,远超《罗曼蒂克消亡史》总票房1.22亿的成绩。
无论最终《无名》在春节档期竞赛中跑到第几名都已然不再那么重要,而程耳导演能够在既“尊重观众”又“遵从内心”的赛道坚持深耕、产出更多值得争鸣的作品,才 对中国电影事业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