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森：《长沙夜生活》的惨淡排映 让电影供给侧改革问题显现

中国电影，干了十五年，离开已五年。从在场到离场，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中国电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不要完成，该怎么样完成。看起来好好的，需要改吗？可眯上眼盯住它看就觉得不改不行。

我们用坚韧的意志和力量掐尖学习了美国好莱坞高规格电影，在移植之后自强自立，有了自己的一套渐成体系：重工业，高科技，呛声叙述，成了！

我们用智慧和聪明，解剖了好莱坞在内的泛全球类型片，因地制宜，土法上马，类型中裹上中国风沙，也好像成了一部分！

我们用复杂心态拆解欧州文艺片，找到可以适用的桥断，勇敢学习，无土栽培，奉上哀怨之语，借黑色质地，期待影院光合，也有偶尔小成，乘欧洲电影节直达归宿！

我们还学泰国、印度、越南、日韩、甚至阿富汗，想从中找捷径，不用翻山越岭可期柳暗花明！

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电影银幕上的成果和票房。正如此，电影生产上游固化了这些作品，形成了电影结构。只是，仅仅是，当这个电影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把市场勾住的同时，我们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问题的表像是：或者把大主题框架化，塞进许多原本就应该在剧本层面删去的内容，让金属外壳越大越强；或者是利用已经学到或者可借以援手的重工业，成为与外片打擂的重武器；或者是借用部分成熟的类型化手段，加之本土化、手工化的花活，试图打造最简易的流量奇观；再或者站在道德主义制高点，直销舶来的艺术电影外套，再蒙上一把本土的尘暴和沙砺，展现艺术电影的悲凉结局。

凡此种种，可能以偏概全，作为一个远离电影生产中心的观众，我看到的这个电影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是如此观感：直取大题材，强扑高科技，拖拽重工业，克隆造类型，土法创新态，人为造风情，大则强震慑，小则精算计。有的电影在市场层面爆发式成功，有的电影用精致配置招徕了粉丝流量，还有的电影一路哀鸣，穷途末路。而电影市场档期的充分化、均衡化、包容性越来越不可能。留给我们的担心是，大片的重大节假日观影越来越像民俗，小片的流量式操作越来越像曲艺。

比喻总是不准，却持久令人担心。本来一个橄榄球状的供给侧结构，头部有了重工高科，尾部有了功利配置，而中间最大最重要的代表电影本质的那一部分，正在痛苦地丢失！这本质就是：电影要面向普通人，面向复杂的生活，面向可以戏剧化光影化传达的人间万物，面向奇异中有可能潜在的人性力量，面向人和人之间微妙且永恒的支架关系！而我们的痛苦丢失却不以为然，漠然视之！“腰部电影”在供给侧结构中生得艰难、死得难堪。这个造成丢失的供给侧结构，不仅仅是策划者创作者生产者独立制造，也包含着发行方院线方影院方的共同合谋。凭借这样固化的供给侧结构，我们的电影正在成为节假日的集中性消费，而观众对电影的力量与本质在消费之后则无感无知，时间更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其遗忘。这些集中消费的电影即使有热闹的评述，也大部沦为附庸随和，和电影本身有约，和电影本质无关。

邻国的《寄生虫》《熔炉》，远处的《克莱默夫妇》《肖申克的救赎》，伊朗的《一次别离》，美国独立公司的《海边的曼彻斯特》印度的《三傻大闹宝莱坞》……仅举这些稍稍老化的电影来对比，我们在创作生产中几乎全部回避和屏蔽。

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也是初级阶段，而我们步伐超迈，目光涣散，遗忘了电影发展进程中完全不可逾越的经典叙述模式，遗忘了电影和世道人心须臾不可脱节的血肉关系！越来越大的成本使宏大的影像在戏剧中脱轨，像民俗一般让观众看到了高跷越踩越高、耸入云霄；越来越讲求配置的中小成本电影从文学中逃逸，象曲艺一般让观众看到了奇异笑谈和等角出场。

中国电影供给侧结构目标越聚集越单一，对观众的召唤力也越来越具有压抑不住的功利性，与世界的沟通对话能力也越来越对不上节奏。这个结构一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既构建不了新发展格局中的畅通循环，也难以完成高质量发展的长久任务。“民俗化”季节性报复观影、而日常放映又倍受冷落，让电影全链条都遇到了阻碍和滞缓。电影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吃饭穿衣量家当，吃了不疼瞎了疼。今朝有酒今朝醉，权宜之计不可为！学界、创作界、市场界、依附在电影链条上的各工种、各兵团，为长久计，为可持续计，为优化计，都应该深思之，慎行之。遑论疫情三年，放在疫情退潮之后，若想冲刺电影票房千亿梦，当前的电影供给侧改革实在是遇上了结构性的真正问题，要从一粥一饭、一丝一缕深长思之！

《长沙夜生活》，作为张冀的烟火电影、人间电影、疗伤治愈电影，是怀抱忧患意识的温暖之作。它的惨淡排映，让电影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水落石出。这个优秀的电影人是真优秀，证据就是他在疫情环境下考虑了人与人的常态，希望用电影展示出人间生活中本不应轻慢的优质事件。现在，他选取的优质事件被晾在一旁，张冀无语，山水无语。也许，张冀和他的团队从终极意义上不在乎一部电影的得失。但一部电影让张冀和他的团队有可能乱了方寸，这又将给电影的供给侧改革增加了阻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属不属于电影中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