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电影“双生双栖者”：致敬永远的万玛才旦

5月8日，据青海藏族研究会消息确认，我国藏族著名导演万玛才旦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享年54岁。

作为双语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万玛才旦植根藏地文化无尽思辨且著作等身。汉语小说集有《故事只讲了一半》《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乌金的牙齿》，藏语小说集有《诱惑》《城市生活》《岗》。主要翻译作品集有《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德本加小说集》等。他的文学作品获得青海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花城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章恰尔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捷克语、日语、韩语等多国语言出版发行。

作为导演和编剧，他用客观视角，书写小人物的生活日常及背后隐喻。他曾以《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三次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并以《撞死了一只羊》拿下最佳剧本奖。《静静的嘛呢石》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寻找智美更登》获得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气球》获得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导演和最受传媒关注编剧。并且担任《八月》《清水里的刀子》《旺扎的雨靴》《一个和四个》等新导演作品的监制。

《塔洛》剧照

在文学和电影领域，他以开创性的意义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藏族著名作家扎西达娃称赞“万玛才旦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他是文学电影“双生双栖者”，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送别，也永远铭记这位永远的“藏地新浪潮”领头人。

年幼见端倪，文学电影成为梦想的另一种承载体

万玛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拉西瓦镇昨那村，一个黄河上游的村庄，离西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山上是草原，山下有大片庄稼地。他长大的那个年代里，当地人大多靠种地和牧羊为生，世界高远而缓慢，他很早开始放羊，独自在山里呆着，很早开始对这个世界敏感，并时不时地陷入幻想与孤独。在空无一人的山上，他会带上收音机，听播放的广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

“我老家在半农半牧的青海藏区。我们耕种小麦、青稞、油菜，我也放过羊。小学四五年级，有一天在路上拣到一本书，没有封面，翻得很烂了，是一本童话集子。我第一次看到《白雪公主》，别的记不清了，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初中开始接触外国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之类，后来看了很多现代派小说。 ”

对电影的兴趣也起于年幼，慢慢电影也成为他走向世界的另一个通道。

“我们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水力部门要来建一个电站，就住在我们村子里，晚上会在他们的礼堂放一些电影，我就跟着看了一些外国电影，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佐罗》什么的，都让我惊奇。中学到了县上，看了好多国产电影，到上初中时，我已经看了两三百部电影了。 ”

小学时他会跟着村里的勘探队，看他们放映《狐狸的故事》《佐罗》《十万火急》，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也看国产电影《智斗美女蛇》，看很多电影，也一次次感受电影叙事的颠覆。

从常规中突围逃离，一步步走向电影

万玛才旦的电影梦，来得有些晚，也有些不同寻常。

18岁中专毕业时的他已拥有一份体面工作，当老师，每个月90多块的工资。白天上课，晚上埋头阅读，他读《红楼梦》，读《米拉日巴传》，读俄国文学，读琼瑶小说。读书，似乎让他看见了更多可能性，也无时无刻在刺激他从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中突围逃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那时他已经跟教育局签了6年的合同，工作人员让他写保证书——保证即使考不上，也不能继续当老师。他二话没说，要了一张纸，就在窗台上写了这份保证书。

32岁他在西北民族大学读研究生，彼时已结婚生子，然而电影梦才开始。在北京的国家翻译局实习时，他偶然间看到一个资助项目，可以供藏地的学生去学习喜欢的专业。漫长的时间里，他对电影的热情没有消磨。初中时在县里的电影院看电影，高中在州上，每个周末都看。而在那个时刻，那种喜欢又被唤醒了，进入电影业似乎成了一种可能。

回去后万玛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得以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在文学系学编导，见习拍片。

万玛的电影之路终于开启。他也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的第一个藏族导演。

贴近民族客观讲述，“藏地新浪潮”的引领者

在万玛才旦之前，藏族几乎没有出过导演，也几乎没有本族人拍摄的展现藏区生活和文化的电影。可以说，万玛才旦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重要的承前启下作用，是 当之无愧的“藏地新浪潮”引领者。

“‘藏地新浪潮’这个名字我第一次见到大概是2009年左右，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了一个我的作品展映，最先用了这个说法。后来，松太加、拉华加等藏族导演的电影陆续出来，国内也开始有这种说法，在我看来，这是对这几年藏地电影区别于以往藏族题材电影的整体性说法，是关于创作方法的。”万玛才旦解释。

万玛才旦的电影风格鲜明，偏好固定机位、长镜头，少用近景，人永远是小小的，在高远的天地之间。有人问他，为什么产生这种偏好，万玛才旦说，他希望形成一种客观的视角。“特写镜头往往带着主观强调，引导观众去看某些东西。而固定的全景机位，观众可以通过自己的凝视，选择关注什么。”

这种凝视不仅仅是镜头本身，还是对人的态度。万玛才旦的电影里，主角总是一些破碎的、不完美的普通人。作为孤儿长大的、陷入爱情的牧羊人，喜欢《西游记》的小喇嘛，随着剧组去寻找往日爱人的藏族姑娘，不知道该不该堕胎的母亲……

《静静的嘛呢石》剧照

万玛才旦本人也曾表示，他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家乡的真实故事，再现藏地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用一种脱离奇观化的自我书写视角去为藏地“还魂”。

不论是《老狗》里老人家的狗，很多人去偷、去买，老人家不卖，最后宁愿把狗吊死了；还有《气球》里小男孩因为身上有颗痣，和去世的奶奶身上那颗痣长在同一位置，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但那颗痣在梦里是可以拿下来的，是贴上去的……

这些都体现着藏地隐匿的文化特质，体现着万玛才旦对宗教温和的反思，而他的作品被认为最能代表藏地，同时也因为这种视角被藏地审视。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的电影：“没有国际媒体的头条，脱离了官方媒体以及旅游业所制作的梦幻风景片，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个体在转变及入侵中的挣扎、对于他们鲜活的日常体验的探究。乡村穷人和处在现代发展风口的生活方式，是万玛才旦最熟知的，也是他最擅长驾驭的主题。”

结语

今天，我们因为万玛才旦的离开，再重温他的文学电影遗珠，也无数次肃然起敬——他作为电影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作为藏地电影人的责任使命与区域性文艺工作者的悲悯智慧与人文关怀。

就像他说的，“很多时候我都说，我们虽然面对的是藏族或者相关题材，但本质上要面对的还是创作，年轻的藏族电影创作者要解决的现实电影的问题，然后才是这基础上的自我表达。”电影就像写作一样，最终吸引人的一定不是地域特质，而是更普遍的人类情感。

讲故事的人走了，故事还在继续。致敬永远的万玛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