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天空中残缺的烟花，讲述阿尔茨海默病的故事

据数据统计，每隔3秒全世界就会多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直以来，电影人总在思考如何从不同视角，讲述阿尔茨海默病的故事。于母亲节前夜，5月12日上映的日本电影《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再度表现该题材，讲述了缺失母爱的儿子如何通过目睹一半的烟火，从而理解母亲的故事。电影上映之后出现了口碑的两极分化，一部分观众认为故弄玄虚、节奏拖沓、牵强赴会、剪辑稀碎；另一部分观众却认为真诚细腻、后劲很大。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陆嘉宁表示：“这两派观点都有道理，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它是非常私人的，讲述了一种个案式的情感；第二个形容电影的词是错位，这个孩子曾经有一年的时间被母亲抛弃，母亲任性地投奔了一段新的恋情，孩子始终在和一个记忆中的母亲情人争夺爱，这样的模式下，他经常会对于患病的母亲做出一种冷酷的态度。电影把创伤放得特别大，阿尔茨海默病虽然贯穿始终，但成了治愈创伤的契机，跟我们对病症的认知很不一样。它的私人导致电影非常细腻，而错位又会让人觉得很多时候难以认同。”

影片会引发这样的争议，也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有关。《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中充满了日本特色的物哀美学，在接触外界事物的时候，内心触景生情，自然流露出幽深玄静的情感。男主角在母亲追寻半个烟花的时候，一直非常抵触，认为这是她在思念过去的情人，当初也是为了这个情人，母亲抛弃了自己一年的时间。但直到他亲眼目睹，才发现原来母亲一直心心念念的，是和自己在老家中，透过对面高楼看到的半朵烟花。当阿尔茨海默病侵蚀母亲的大脑，却没有夺走母亲对自己的爱，她内心深处最珍贵的记忆，依然是陪伴儿子长大的快乐时光。

也正是亲眼目睹那半朵烟花，与母亲一同生活的记忆纷至沓来，那一刻天空中这转瞬即逝的美仿佛永恒。电影用极其细腻的手法，让观众与男主角一起去体会这一刻的物哀之美，烟花在半空中亮了又暗，无生命的物体与人浓烈的情感产生共鸣，点亮了母子心中斩不断的爱，也让观众读懂了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作为电影的主题，主创团队没有凸显阿尔茨海默病的苦难，而是让它变成了一把钥匙，引领着母子解开心结。

当今阿尔茨海默病越来越受到各国电影创作者的关注，由此诞生了无数优秀的电影，而各国不同的教育、文化差异，也让这个主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方式，折射出不同国家民众不同的人生。日本更倾向于将阿尔茨海默病拍摄成治愈向的影片，在创作中弱化了病症为患者为家人带来的痛苦，关注患者通过阿尔茨海默病如何改变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比如《明日的记忆》《漫长的告别》等作品，都设置了相关情节，原本并不受人喜欢的角色，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反而改变了性格，由此修复与家人、朋友的关系。可以说，这样的描绘肯定会让人感觉治愈，但对于这种病症却变得轻描淡写，缺乏了深刻性与思考。

不同的价值观，呈现了不同的视角，在欧美电影如《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依然爱丽丝》《爱在记忆消逝前》《恋恋笔记本》等中，则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在西方电影人看来，人是孤独的个体，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患者不但记忆丧失，其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混乱不堪，哪怕有着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也很难走进患者的内心世界。在许多西方影片的语境中，非常强调move on，不论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人都应该坚强地走下去，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失去了这一份继续走下去的坚强内心，他们既孤单，也不再确定自己是谁，所以他们的电影往往让患者充满了悲剧色彩，《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安东尼·霍普金斯甚至直接哭泣着想寻找多年前就已不在人世的母亲，让人为之动容。

中国的创作者们在儒家文化、伦理观念、现实主义美学的熏陶下，在创作相关题材时候更关注家庭成语之间的血缘羁绊，并由此引申出更宏大的历史观与社会观。《妈妈！》里错位到底，让原本应该被人照顾的母亲，去疗愈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儿，无论年龄怎样改变，母爱依然能让母亲坚强；《脐带》中，儿子怕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走失，用一根绳子将自己与母亲相连，犹如脐带一般，带母亲追寻记忆中的家，回到了蒙古大草原，同时也是为自己寻根。这些优秀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亲情最大的价值观，也在这个主题上折射出更广更深的空间，用电影道出了属于中国电影人的思考。

患病本身是一场悲剧，但是电影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很多人、很多家庭，在这一场悲剧当中其实又收获了另外一份亲情，弥补了某一种程度上的遗憾。《天堂电影院》当中有句台词说，人生和电影不同，人生辛苦多了。希望电影、光影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力量，共同去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份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