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的白天和黑夜》：新视角和新叙事下的“父辈的故事”，温柔体恤的开放感

入围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的《梅的白天和黑夜》，很可能属于“上海题材”中的少数派，它没有桐荫花影里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既不属于衣香鬓影的花样年华，也够不上大浪淘沙的海上传奇，这电影里的主角是一些被时代和时间的湍流留在沙滩上的、褪色的小人物，他们四散在城市的角落里过着隐秘的生活。而这样的“上海题材”，又不该是少数派，因为它聚焦的人群和他们的生活——那些游弋在寂寞和计较之间，颤颤巍巍又斗志昂然投入社交的老年人们，汇入了这座城市的不能挣脱的底色，构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土壤。

导演罗冬初衷想讲述“父辈的故事”，他为了筹备剧本做田野调查时，认识了“玉梅阿姨”，她让罗冬的创作转向预料不到的方向，进入意外丛生的一段冒险。在这段旅程的终点，介于非虚构和虚构之间的《梅的白天和黑夜》，确实制造了围绕着“我们的父辈”的新视角和新叙事。

罗冬第一次遇见“玉梅阿姨”是在南京西路的“三五大厦”自助餐厅，她和老姐妹们与一群老爷叔在此联谊。不久后，罗冬去著名的老年联谊点——宜家餐厅做调查和采访，又一次遇到“玉梅阿姨”。两次相遇，他从这个毫无社交负担的老阿姨身上了解到的讯息，让他的兴趣从“这一群”的地毯式调查转移到“这一个”。

“玉梅阿姨”出生于1947年，高中毕业后，她以纺织厂工人的身份参与援疆，她自称，在建设兵团的那些年，她的花名“阿克苏之花”。她在异乡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把一双孪生儿女留在那里。为了回上海，她接受父亲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南汇青年。第二段婚姻持续的时间比第一段更短，她在怀孕时就和丈夫撕破脸闹离婚，双方扯皮鏖战长达两年，最后她带着女儿回了永康路的弄堂，从此与第二任前夫死生不相见。女儿成年成家，与她关系淡薄疏远。父母去世，姐姐卖了家里的老房子，住在郊区的别墅里，她恨恨然：“我才不要去给她做佣人。”永康路的亭子间楼梯逼仄，她租掉这间网红街区的陋室，在上海地铁沿线的郊野之地寻找廉价的出租屋，永康路和廉租房之间的差价成为她晚年生活的储备金。

“玉梅阿姨”背负的过去没有正面出现在银幕上，当罗冬决定跟拍她时，他镜头对准的是她此时此刻步履不停的生活。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每天在没有暖气、热水和独立卫浴的城乡结合部平房里醒来，上海阴寒入骨的一月，她在户外洗脸刷牙，回到房间里简单锻炼，然后梳妆打扮，一丝不苟地抹代表着老派上海的银耳珍珠霜，搽荧光芭比粉的唇膏，拉上拖车出门，坐轻轨换地铁从城市的东南郊到城市中心的复兴公园，或西南边漕河泾的老年舞厅，或西北角的宜家卖场，有时，她要一对一地约老先生见面，会选定召稼楼这样的古镇。她不知疲倦地穿梭在上海越来越大的城区，至于她的过去、她的秘密，就像一张考验耐心的拼图，隐在表面活色生香的老年社交生活的背面。

最初罗冬决定跟拍“玉梅阿姨”时，有过犹豫，他担心无法和玉梅阿姨建立起彼此信任的坦诚关系，也纠结于拍摄伦理，惶恐摄制组会破坏阿姨和她的朋友们的生活节奏。但“玉梅阿姨”飞快地打消了他的种种疑惧，“从第一天起，她就根本不在乎拍摄镜头的存在”。虽然罗冬也为此费解过，他在拍摄的同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去观察，“玉梅阿姨”究竟是心态足够开放，还是她根本是强烈的表演型人格？最后他接受了，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镜头存在或不在，她始终是自洽的。

罗冬带着摄制组日复一日随“玉梅阿姨”辗转于公园、老年舞场、棋牌室、平价餐厅和租房中介，镜头不带预设地见证了上海平民老年生活的种种出人意料又该在情理之中的片段，它们何其熟悉，又在银幕上何其有冲击力，因为这些老年群体，长久以来在追求体面的主流叙事中是不可见的。在人间，火热的生活往往意味着不可回避的粗俗的欲望，《梅的白天和黑夜》用惊人的诚实面对了这点。在瑞金路有房子且腊月里穿皮裤的老先生，走到哪里都被老太太围着；老年人约会按中意程度细分成逛公园、去免费的宜家坐坐和单独喝咖啡；骄傲的老太太绝不愿选有跳舞搭子的老先生；一个经常被老太太们嘲笑的、看起来脑满肠肥的老爷叔，却是热爱阅读的老年维特……

在积攒了大量拍摄素材后，罗冬在剪辑中进行了戏剧构作，串联起“玉梅阿姨”从一段不成功的联谊关系飘到下一段，从一个不满意的住处寻到下一处。那些原生的素材会不会有更紧凑、更强烈、更有戏剧性和问题意识的构作方式？也许是有的。但《梅的白天和黑夜》现在的模样维持了一种温柔体恤的开放感，仿佛安静地凝视着市侩土壤里，无声无息地开出一大片野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