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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出生的陈仕忠，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锋芒，操着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他谈论自己拍电影这回事，他说：“我是一个肤浅的人，人与宇宙天地万物的关系我不太懂，我只知道作为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至少要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他无疑是幸运的，尽管尚未完全脱去稚气，但同时，这份稚气中有着只属于这份年纪的活力。上映期间，陈仕忠获得了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颁授的杰出校友，这所被誉为中国影像艺术教育的“破局者”的院校，正在逐渐培养出那些力求“破局”的年轻人。
他坦诚地分享自己从写剧本开始的想法、困惑、他的成长和生活。
和大多数90后一样，他思维跳跃，点子很多，这次长片实践带给他很多经验，温影（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训练使他高度严格地把控每天的拍摄成本、时间，谈及这些，他又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
年轻的实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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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导演成长环境是更好的。
我是说因为我们从小是伴随着影像长大，已经无意中有一些视听上面的训练。那些前辈们观看电影的渠道相对少，而我们很幸运，很小已经就看到各种东西了，对拍东西不会陌生。
高三的时候我开始拍东西，拍一些趣味视频，然后看看电影或者电视，看他们在怎么拍。后来到温影上学，温影的实践课程很厉害，我的成长是先实践后理论。
《寻她》的剧本我写了11稿，31天如期拍完，我很幸运，我不是那种灵气逼人的导演，我只能埋头苦干。
我在长期的短片拍摄后产生了一个感想，就是执行出来的东西跟原来的设计往往是有偏差的。而且成因很复杂，不实践不知道。
在我其他作品里，比如有一个演员台词说不好，你本能反应是演员不会演，但是整个实践下来，从脚本到拍摄到后期，会发现问题好像不在演员，自己台词写成这样换谁都说不好；比如说一个全景接特写，你以为很有冲击力，其实剪出来并没有。
没有全流程的实践，就不知道原因具体出在哪里。
拍完长片以后，我特别大的感想是，导演这项工作执行的怎么样要有大量的经验去支撑，所以有机会就得拍，拿手机拍都得拍，这个不会错。
我在大三的时候拍了一部短片叫《董先生和他的神们》（2017）。在家乡拍，没花什么钱，用自己的相机，学校出的录音设备，整个摄制组就只有两个人，演员找的是我的父亲，还有我自己出演。
我自己演完，回来看看演得咋样，我不在镜头里面的时候，我就掌机。
来到温影以后就是学校出钱支持我们拍片，那天我跟院长聊天，说学生一定要多试错，反正试错的成本是学校的（哈哈哈哈笑）。
回到家乡，“重新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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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子是在惠州拍的，因为需要一片天然的甘蔗林。
演员加入以后，文本更丰满了。我认为每个人物都是出彩的，没有哪个人物是所谓功能性的。
比如白客老师的角色，文本阶段他就是一个懦弱的、沉默寡言的人，如果按文本去执行的话，淇姐就不会说出那一句，“他是个好老公。”
在文本里他不是个好老公，但是老白加入以后，他的懦弱、怂里面有一种硬，而且有一种温柔和爱意，夫妻俩的感觉会比文本要多得多。
你像港仁，在文本里就是个暴发户，本煜老师加入以后，有很多即兴的成分，再加上他本人的气质，会让那种挥洒自由的潇洒感更强烈。
月婷姐，她带给人物那种绵里藏针的感觉，跟凤娣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镜像，凤娣是刚直的，林申其实也在保护自己，但是在用另一种方式。
我是一个很肤浅的人，人与宇宙天地万物的关系我不太懂，我只知道作为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至少要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那句“我想重新活一次”的台词，其实一开始我根本写不出那句台词，因为我是站在耀祖（白客饰）的立场，当耀祖跟凤娣说，即使你把坝挖开了又能怎样？
我当时不知道此时凤娣应该说什么，因为从我的观点出发，我纯理性地想你为什么要去拉那个坝？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哪怕孩子在里面，很可能已经没了，拉开又如何？
然后我就问我女朋友说，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拉？
她说我一定会拉，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就想知道孩子到底是不是在里面，而且这个事情对她来说很重要。
然后我想到很晚，最后我写了这句话：“我想重新活一次”。
我确实是一个大直男，但在不断迭代剧本当中，也慢慢学会理解女性关注的点会在哪里。
那天有个媒体问我，他认为这几年女性的呼声、各种议题出现的特别多，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说今天你来看我的电影，还把它叫作一个女性电影，还把它作为一个类型去划分，就说明讨论度还不够。
哪怕有非议我也应当去承受，永远只能是女性为女性发声吗？女性题材永远只能女性导演拍？我觉得还不够，我需要做更多。
哪怕有的人说不准确、哪怕有更难听的说我享受了女性红利，但我还是不后悔做这样的选择，我很希望有更多的男性导演、男性作家也好，都加入到这样的讨论里面去。
和“大明星”一起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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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感激这些演员加入到这场冒险当中。
我在文本阶段做了很细致的工作，是双语剧本，普通话对白下面是粤语，尽量字数相同，每句台词我会录音发给演员，老白（白客）前几天跟我说，他现在网盘里还存着我的录音。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脑补的就是舒淇的形象，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第二个演员去饰演陈凤娣会什么样，根据我在农村的成长经历，其实农村就是有这么美的人的。
淇姐在里面的表演很有分寸感，没有因为要完全满足刻板印象而拖累表演，但还是做了一些造型上面的功夫，包括走路的姿态，说话的断句节奏，语言表述的方式是符合乡村的习惯的。
我父母进组前给所有演员做过培训，我爸经常对我说很可惜白客的木工天赋，白客（木工活）学得太快太好了，那动作很难的，他学了一天就掌握了。
我爸妈以前是蔗农，在干活的时候有很多门道在里面，包括砍完以后怎么料理，怎么捆，结是怎么打的，都是我爸妈教的，不是特别好学。
因为我很早就开始跟演员们沟通了，我当时叫大家看一本书叫《甘蔗种植技术》，从零开始学。
“电影之神”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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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很注重电影的可看性，所以我现在写剧本还是会严格按照好莱坞的传统的剧作结构。
尽管我很喜欢侯孝贤导演，他是我精神上的偶像，那天去看《悲情城市》，我像朝圣一样，看完哭得稀里哗啦，大家都走了我还没哭完。
侯导说的背对观众我暂时还做不到，我现在还是想要跟观众建立一个连接。
我本身是个肤浅的人，我讲的都是很浅显的东西，我要求我的片子首先情节一定要好看，观众看得进去，才看得到你要表达的东西。
我很喜欢一句诗，很能概括我的创作观：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很多东西是老天爷给你有就有，不给你就没有。
比如现在凤娣拉坝那场戏。因为那个池塘是实景，坝崩了以后，水重新灌满需要一个星期。我们都不确定拉那一下以后，真实的效果会是怎么样的。因此原来我们有更保稳的，想通过剪辑加特效的方式去实现。
结果一拉掉那个神龛，坝真的自己就崩塌了，坝体整个在位移，泥沙俱下。摄影师反应很快，也够拼。两个机位捕捉到了足够多也足够震撼的崩坝和水流的镜头。其中一个机位在摇臂上，拍到后面，坝都快崩到摇臂底座了。这是老天给的。
真的，其实那阵子是高度紧张的，能拍到计划之外的东西太幸运了。
我上学期间就有严格规定，哪怕拍学生作业也是不能够超时的，老师在现场盯着你，所以我们训练出来了。我没法做到自己超支，让制片去“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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