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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热烈》:“朝气复归来”的中国歌舞片

《热烈》还是有着青春与歌舞类型交相融汇的影子,却打破了传统歌舞片被市场冷落的规律,凭借偏执狂的梦想与小人物的自我实现,成为暑假档期的票房黑马,践行了“朝气复归来”的热烈人生法则。在这一价值意义投射中,“将自己作为方法”才是更为“热烈”的人之目的。

无论是《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重获自由的呼喊,还是《孤注一掷》中诈骗头目拜佛名场面,今年的暑期档收获了大量关注度和好评,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如此多优秀影片扎堆出现的局面,颇有一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在一众暑假档电影中,现实题材不仅从未缺席,还凭借“在场者”的身份,成为点燃电影市场火炬的关键要素。电影《热烈》正是这样一部兼具人文主义关怀、小人物主体性选择与歌舞青春诗意表达的现实佳作。

从题材层面而言,《热烈》看似并不讨巧,原因恰在于相比暑期档上映的其他现实主义类型作品,如《孤注一掷》《野蛮人入侵》等,其既没有诸多的社会话题引流点,也设定了受众群体较窄的“歌舞片”类型。缘何有这种论断,这主要在于近年来国内歌舞片萎靡不振的市场反馈。尽管,我们曾经有《歌女红牡丹》《夜半歌声》等歌舞电影范例,但对于国内主流电影市场而言,歌舞片往往是青春、励志等多个类型杂糅的集合体,这种创作逻辑进一步导致了“歌曲片”很难在混合的元素中建构从一而终的叙事主线,乃至于沦为了所谓歌舞只是辅助性叙事的青春滥觞之作,也陷入了歌舞仅充当故事元素而无法实现叙事情感表达的怪圈。想要讲好故事,又要舞出情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过,我们理应看到自《燃野少年的天空》到《热烈》的一次歌舞题材超越。在《热烈》中,导演大鹏流畅且巧妙地将歌舞元素与叙事情感进行了融合,不再是单向度以歌舞陪衬叙事,准确地说,《热烈》实现了“中国街舞与讲好中国青年故事”的融合,真正意义上达成了“1+1>2”的情感传递效果。主人公陈烁的工作是舞蹈,舞蹈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这层意义上,舞蹈自然变为了故事情节发展的行动元,映衬了主人公陈烁人生之热烈,光芒亦万丈的诸多可能性。从而,为每一位观众呈现了人生“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处处皆有答案”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

可以说,一旦有电影打上“大鹏”的标签,似乎就无法脱离小人物的预设。《煎饼侠》《缝纫机乐队》《保你平安》亦或《吉祥如意》等,这些作品透露出导演大鹏对小人物或边缘群体叙事的主体选择意识。《热烈》也一样在大鹏的导筒中散发出小人物式的光辉。“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王一博饰演的主角陈烁本就是一个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不被关注,也没有“别人家孩子”一样世俗眼光下的成就,似乎阳光从未在他的身上普照。他热爱街舞,进入舞团只能替补,但任凭风吹雨打从不曾放弃梦想,正是这种偏执与倔强载着他驶向人生的彼岸。当然,青春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炽热、坦诚而美好的,这自然与电影主人公是否是小人物无关,但观众却能够在小人物“何为真实”的现实性叩问中得以反观诸己,获得自我内心的答案。而这种设定恰恰是导演大鹏的作品共情性如此厚重的关键。电影中,由演员黄渤饰演的失意中年丁雷,作为明星舞团的街舞教练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但背后却不得不让步于资本力挺下的队员凯文。陈烁与丁雷即便境遇不同,却都面临主体性如何获得的伦理选择困厄,共同为观众呈现了热血澎湃、朝气复归的小人物式主体价值。

毫不夸张地说,《热烈》的背后充满了成年人世界里的无奈与苦楚,也充斥着世俗社会一味隐忍与克制的现代化规训特质。但在电影中,同样释放了一种歌舞青春的诗性表达。这层诗性的期待既是电影作为歌舞片“诗舞乐”三位一体化的文化归旨体现;更在某种意义上,传递出了“何为良好生活”的诗性意蕴。电影中陈烁的出场唤醒了中年舞者丁雷内心的“善”,也可以说丁雷作为中年失意者,在现实的抉择中曾一度丧失了“诗”的美好,陈烁以街舞作为救赎的手段,让观众看到了丁雷内心的温情转折。另外,“舞”与“乐”的意象结合在没有偏离歌舞片类型的前提下,进一步构成了对现代“诗性”精神的追问。而这指向了电影故事内外“谁悲失路之人”的伦理困惑,为观众思考生活之意义如“纯粹”“真实”“热烈”等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

说到底,《热烈》还是有着青春与歌舞类型交相融汇的影子,却打破了传统歌舞片被市场冷落的规律,凭借偏执狂的梦想与小人物的自我实现,成为暑假档期的票房黑马,践行了“朝气复归来”的热烈人生法则。在这一价值意义投射中,“将自己作为方法”才是更为“热烈”的人之目的。

关键词: 朝气 中国 歌舞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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