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时煜：我的纪录片老师司徒兆敦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纪录片导演魏时煜撰文，怀念司徒先生在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时光。

司徒兆敦在教课。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提供。

我生命中最幸运的一件事，莫过于跟司徒兆敦老师学纪录片，并同时跟他学做一位好老师。

2003年，在我任教的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资深同事刘志强教授拿到一笔经费，邀请司徒老师来我院给MFA班同学教授纪录片。因为城大用英语教学，司徒用普通话授课，学院让我协助他上课，还派我去北京接司徒来香港。

第一次登门的记忆清晰如昨，客厅三面柜子墙都放满了录像带、VCD和DVD。闲聊几句，老师就问我看过伊朗电影《小鞋子》吗？我说没有。他拿出DVD放映了其中一段：小兄妹只有一对破旧球鞋，哥哥放学赶紧跑步回家，好让妹妹穿鞋再去上学。看了几分钟，我就热泪盈眶，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你看他的电影语言，多棒啊！”虽然我是电影学博士，每周也看片，但没见过像他那么爱电影的人！那时我就想好了，要拍下司徒的每一节课。

第一节上课在MFA学生机房，司徒开篇就讲：“纪录片记录的东西，常常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就是价值。”除了选课的26位同学，还有其他老师同学因为座位不够站在旁边听课，第二周干脆就搬进全院最大的放映室去上课了。

老师当时还不会打字，每周上课前会交给我一页一笔一画手写的大纲。后来我才知道，他有四个笔记本，上面分别写着大纲的第一到第四稿，给我的最后誊清的一稿，由我复印给大家。我很快就感到每个学生，不论原本主攻动画、摄影还是多媒体，都因为司徒认真的态度，把纪录片当成了最重要的一门课，付出了最多的时间和努力。

我16岁就立志做大学老师，但加拿大读完博士入职城大后，却连续三个学期学生评分都不理想。当时我把问题归咎于香港学生英文不够好、也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司徒来到城大前，连续三年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评分最高的老师，但他能否应付香港的学生？开学时司徒并非信心满满，而是十分紧张，怕学生在短短13周的学期里拍不出东西。

我当时已经在和彭小莲导演拍纪录片，开课几周，感觉很多实践中的问题知道怎么处理了。比如有节课司徒讲“凝视与倾听”：“拍纪录片不光是要带着眼睛，还要带着耳朵去拍。”即是说拍摄者只盯着摄影机是不够的，要耳听八方，一旦发现周围有动静，要迅速决定是否做出调整。

司徒还用了四节课讲“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说到拍摄的过程是两者共度的一段生命旅程，双方不能“结婚”而是要保持“恋人”关系。彼此的信任最为重要，因此司徒坚决反对偷拍。讲剪接时他说，“观众只管故事，观众不管你费了多大劲拍到那个镜头”，他很了解导演们舍不得剪掉哪些镜头。

司徒老师（前排左三）、魏时煜（前排左四）与纪录片班的部分同学。

开始一两个月师母还没有来，我尽量多和老师一起用餐。几周后有同学开始和他说准备拍什么，他就很兴奋，每天早上8点机房一开门，就去看有没有学生在剪片，但香港的学生通常都是11点之后才陆续来到。过了半学期，有同学开始剪片了，司徒就上午、下午都来机房，看同学剪片。

有几个同学告诉我，“老师在我后面看，又不说话，我脊背发冷！”我问司徒为什么不说话，原来他看到了很多错误，忍着不说：“他第一次做肯定有很多错误，但是你不能批评，要不他就不做纪录片了。”后来司徒会坐在学生旁边，偶然指点一两句，学生也安心了。

我拿着摄影机在旁边拍摄，日子久了，他们也都习惯了我。司徒有时还会和学生表扬我：“你看她，她是带着耳朵拍摄的！”有次转过脸来看见我还在拍，就笑着指着我的镜头说，“偷窥别人的隐私”，大家都笑起来。

那学期我觉得“助教”这门课比自己教两门还累，但是累却也快乐。同时明白为什么学生会给司徒老师高分，除了有问必答，他对于每一部学生纪录片的奉献，让他们感到自己不仅仅在做一份功课，而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课上第一部完成的是吴新陆拍摄父亲的纪录短片。像很多香港家庭一样，新陆的父亲率先从福建移民香港，到他十多岁才和母亲、弟妹来到，多年没有一起生活，他对于父亲感到陌生，很少有交流。借纪录片课，他壮起胆子问父亲可否拍他，开始拍的时候手很抖，后来父子俩慢慢多了话题。

司徒很喜欢这部作品，拿到城大老校长张信刚的城市文化沙龙放映，在座名人不少，徐克导演、李少伟监制都去了。亚洲电视有位高管看完评论说，“请问司徒老师，节奏这么慢的片子，如何吸引观众注意力？”未及司徒发言，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就反驳，“在我看来，节奏慢不是问题，现在太多电影电视节奏太快！”后来罗多弼来到我们的放映室，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更多同学的作品。十三周一学期，从第十周开始，25部纪录片处女作就陆续诞生了，可谓香港速度！司徒终于放下心来。

司徒兆敦教授、张信刚校长、张艺谋导演

因为很多同学还想把作品修改得更好，学院破例给司徒延长了客座时间。新年期间，一位同学邀请老师、师母和同学们一起去她家的农田，一起吃新年盆菜。之后，北京电影学院张会军院长率领各系系主任组团来参观我们学院，接着是副院长率领各系副主任到访。

城大的创意媒体学院虽是亚洲首个新旧媒体同步教学的学院，但当时学院还没有大楼，参观完几个机房，就聚集在放映室来看司徒老师的成果，放映了英国学生尼克拍一位英国船长的故事，他曾为纪念1997年从香港驾一只帆船返回英国。印度学生申特儿则拍摄了所住大楼里面，两户印度人家争抢一个菲律宾女佣的故事。两人后来都在学生比赛中得了大奖。两年后，司徒老师又来教过一次纪录片和表演课。

司徒兆敦也教本科的表演课

司徒老师教会我做一位好老师，尤其在创作课中，“批评学生是没用的”，重点是能否看到每个人想要表达的、闪光的那个点，然后鼓励他们、帮助他们用电影呈现出来。

二十年前司徒就被称为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教父”，他的确是把记录真实当成信念，把纪录片当成理想：“你一定要有另外的工作，纪录片是不能养活你的。”二十年间我完成了四部长纪录片和三部电视纪录片，如司徒老师所说，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旅程”。如果不是，又为何要拍？

司徒兆敦参加香港大学孙中山像揭幕仪式，孙中山雕塑是他的弟弟司徒兆光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