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有门槛？看这一篇就够了

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新作《奥本海默》在中国内地上映，这是诺兰执导的第一部传记片。

《奥本海默》上映三天票房破亿，截至9月5日17:00，《奥本海默》已囊括2.46亿票房。

作为执导《星际穿越》《盗梦空间》等极具国际影响力影片的导演，诺兰此次携新作《奥本海默》回归银幕，在映前便已收获无限期待。上映后，《奥本海默》不负众望，口碑一路走高，豆瓣评分从开分8.6升至8.9。

奥本海默，理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科研负责人，家喻户晓的“原子弹之父”。

在《奥本海默》3个小时的故事里，诺兰向我们讲述了奥本海默在“二战期间”领导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也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后，奥本海默所面临的不公正听证会的事件搬上银幕。

在观众如此熟悉的故事里，以“实拍”著称的导演诺兰如何在电影中用胶片IMAX摄影机展现物理世界的抽象景观，他又以怎样的电影艺术展现传奇物理学家奥本海默的人生？

物理与艺术

寻找准确与自由之间的平衡

如果说艺术是在自由中创造浪漫，物理便是在准确的框架中寻求浪漫。这样一对看似矛盾的词汇，在诺兰的镜头中融合交汇出了《奥本海默》。

诺兰的电影总与科学相连接，例如《星际穿越》中对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双生子悖论”的嬗变引用、《盗梦空间》中多维空间的准确构建都有所体现。

但作为一部记录物理学家生平的传记电影，寻求准确性和艺术性的平衡，成为了《奥本海默》在创作中非常困难但极其重要的关键点。

为了更好地为观众创造出一个真实的时代，诺兰与他的艺术制作团队花费几年的时间认真研究当年的历史档案，观看纪录片，推敲所有的细节。并且为了实现“实拍”原子弹爆炸的画面效果，诺兰和团队进行多次试验，通过不同种类的炸药组合，模拟出真实爆炸的场景，并通过高超的摄影技术将电影与真实世界质感相融合，创造出了最具诺兰特点的“原子弹爆炸”场景。

但艺术的具象无法完全展现物理的抽象。尽管诺兰和团队已经高度还原了微观世界中的物理之美，但在核爆炸后释放冲击波等场景中还是与准确的现实世界有所出入。

在这种出入之中，诺兰认为他始终在探索如何在大银幕上用电影的语言来描绘它，以及影响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并重建观众所看到的电影世界。准确是真实，而自由掺杂着魔幻，戏剧总在真实与魔幻之间的平衡之上起舞。

主观与客观

界定科研与道义之间的界限

电影因为时长受限，选取了奥本海默一生中最具戏剧化的经历进行演绎，观众也跟随着这位明星科学家的视角走上成就巅峰，后又跌落神坛。

原著《奥本海默传》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曾被捧上神坛，但其肉身仍是凡胎。“他野心勃勃又没有安全感，他才智超群又幼稚可笑，他果断坚决又惶恐不安，他坚韧淡泊又充满困惑。”他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你会从中看到一个充满野心与私欲，良知遭到拷问与拉扯的奥本海默。

同小说一样，该片不是一味的神化伟人，而是通过客观理性、有厚度的视角，为我们展开了奥本海默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有坚强、有执着，更有隐忍，虽然有过退缩，甚至那么一点胆怯，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奥本海默。

在克里斯托弗·诺兰心中，剧本创作阶段是最困难的。诺兰说道：“因为我不是在拍一部纪录片，而是在对一个故事进行戏剧性的诠释。”诺兰首次以第一人称来写剧本，便于观众进入奥本海默的内心，与他一同面临着难以调和的道德困境。

最直观的，便是黑白与彩色画面的转换，以及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诺兰导演在大量的场景和桥段，既展现人物的决断、魅力和意志力，同时也毫不避讳人物的性格缺陷、欲望和内心挣扎。这应该是导演诺兰实现观察真实生活的历史与电影类型、程式、叙事公式和虚构手法之间的相互统一的结果。

拿黑白与彩色的对比来说，黑白是他者视角对奥本海默的客观陈述，而彩色画面是奥本海默内心深处的自我剖析。

电影开始于1954年关于奥本海默的一次内部听证会，即美国原子能协会来判定奥本海默是否还具备继续参与核工作的“安全资格”，可以简单理解为“政审”。这次会议的时代背景，是美国1950年代由于和苏联冷战，在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对大量关键岗位的核心人员展开了迫害式的“政治调查”，而造成了很多不公的结果。

这一部分在影片中是彩色的，有个小标题叫“裂变”（Fission），即制造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暗示了奥本海默的一生成就和他的人生经历，如同核裂变一样，是不断冲撞的一种链式反应，直至核爆式的毁灭。

之后影片很快展现了黑白画面的另一处场景，小标题叫“聚变”（Fusion）。核聚变是制造氢弹的基本原理。美国于1950年代初试爆氢弹成功，进一步加剧了冷战年代的军备升级，同时也说明奥本海默对于核科技研究的地位开始变得可有可无。奥本海默在听证会后走向了人生下半场的郁郁寡欢，根本上是政治路线主导后，科研目标换代的结果。

黑白场景的主角，是美国原子能协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简单来说可以将其视为故事中的反派。当奥本海默的声望如日中天之时，由于反派的加害使得“原子弹之父”被排挤出了原子能的后续研究。

黑白画面的视角，刘易斯·斯特劳斯关于奥本海默的生涯评述，也代表了一种“更为客观的叙事立场”。如果说“裂变”的故事属于奥本海默的成长，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那么“聚变”的故事则代表一种更为复杂的后世评价。毕竟对于最终促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诞生，很难说奥本海默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要知道爱因斯坦、玻尔这样的大佬都刻意远离了原子弹的研究过程，可以说奥本海默作为原子弹的领导者，除了二战中临危受命的爱国因素，还有复杂的渴求荣耀的动机。

诺兰导演试图通过刘易斯·斯特劳斯这条叙事线索，平衡“英雄”的形象，在传记影片中呈现更多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侧面。主客观两条线索的交织，构成了影片的整体发展脉络。

与电影相比，现实的人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黑白两色，人物在灰色地带中摸索和前进，才是更为真实的生活常态。

历史与未来

寻找创造与毁灭的终点

当奥本海默对着新结识的女朋友用梵文念《薄伽梵歌》：

“而今我成了死亡，成了一切世界的毁灭者。”

他在想什么呢？

电影中大量复杂的背景文本交织，包含了众多历史学、物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的内容。如果能了解到更多知识点，你就能看懂诺兰导演想要表达许多内容。否则影片只会变成人物之间不知所谓的闲聊天，而变得沉闷。

在原著《奥本海默传》中，作者则通过大量的侧写描绘了广岛、长崎事件后，奥本海默内心的不安，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美国胜利仅仅三天后，奥本海默就告诉总统，美国对这些新型武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而回溯当初研制原子弹的初衷，一群科学家在洛斯阿拉莫斯夜以继日地工作，与纳粹赛跑，为的是赶在法西斯之前研制出原子弹，那时候怀揣着的是拯救世界的宏愿。曾经奥本海默“就像那位叛逆的希腊神祗普罗米修斯——他从宙斯那里偷走了火并把它赐予人类。”

但当原子弹爆炸的那刻，奥本海默等科学家意识到了世界已今非昔比，他想起了《薄伽梵歌》里的那句经文：“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后来，当他看到自己亲手开创的新世界正在失控地坠入深渊，想要竭力遏制时，“那些当权者像宙斯一样愤然而起，对他痛下狠手。”而改变了他余生的“安全听证会”就是那场绞杀的仪式。

电影《奥本海默》的立意，其现实性不言而喻。

2022年12月，拜登政府推翻了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撤销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并称当年的撤销“是出于政治动机”，时隔多年终得平反，但奥本海默早已于1967年离世。

当奥本海默在当年按下按钮引爆第一颗原子弹，有可能会点燃大气层并毁灭整个地球的那一个瞬间，是人类历史上的非凡时刻。从那一刻开始，人类进入了全新的核时代。奥本海默面临着的是一个如同普罗米修斯一般的道德困境。普罗米修斯盗取了众神之火，并把火种传给了人类，而奥本海默交出了原子弹，也将未知一并交付。

透过这段历史，我们足以窥见，当科学界创造出一种新技术时，世界可能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因此而产生的系列滞后的连锁反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也正是《奥本海默》想要跟大家探讨的核心主题——“后果”。

映射到当下的技术时代，很多顶级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将当下视为他们的“奥本海默时刻”，也将奥本海默的故事看作一个警示。当科学家解锁一项可能无法预估后果的技术时，他们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忧的人工智能问题可以视为某种信号。

《奥本海默》对此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它做了无法回避的呈现。毕竟，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人们能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才能“让一个巨大复杂、不断增长变化、越来越专业化和专家化的技术世界仍不失为一个人类共有的世界。”

科学家寻求科学突破是理所当然，而保护世界免受科学进步负面影响的责任应该由全社会来承担。这是诺兰身为艺术家对社会的思考，也体现着他人性中责任与担当的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