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之光》导演张律：北京，或许永远是一个谜

中国朝鲜族导演张律的最新电影《白塔之光》，正式在大银幕上同广大观众见面。这也是继去年《漫长的告白》后，他在内地公映的第二部个人作品。这位刚过花甲之年的长者，自新世纪后才从一位学者、小说家转而拍摄电影，以处女作短片《11岁》（2001）发轫，至今已有十余部作品问世，成为国际上各大影展上的常客，屡获殊荣。

由国内明星出演的《漫长的告白》，让张律第一次走进内地观众的视野，而在去年中国电影金鸡奖上摘得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最佳男配角（辛柏青）的成功，也极大地提升了新作《白塔之光》和张律本人的曝光率。该片自年初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度亮相以来，大半年间，先后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包括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在内的五项大奖，以及在第10届丝绸之路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可谓未映先热。

“徘徊于不同国家、民族、语言与文化之间，张律的电影呈现了祖国与原乡、个体与族群、离散性与在地性之间相互碰撞、对话和交融的景观，生成了一种新族群性的银幕建构。”这是过往学界对张律电影的评价。而扫视他的作品片名，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他常常将镜头放在中、韩、日三国的某一地域，并由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场域，铺排出不同民族、国家、语言与文化社群之间个体生命的故事。

有人曾尝试为张律的创作分期，并将他2012年移居韩国首尔作为分野，从两个阶段来审视他在延边、北京（他的家人生活的地方）与首尔之间跨地移动的创作轨迹。由此而论，这部以京城历史文化地标白塔命名的新作，则是他在过往二十余年的影像游历中，第一次把镜头完全锚定在北京，这一他生活时间最久的城市。

《白塔之光》剧照，辛柏青在胡同口

也有观众在看完《白塔之光》后评价称，电影的真正主角其实是北京。北京的痕迹和味道遍布在影片各处，人物游荡于街巷胡同，热气腾腾的卤煮、辛辣的二锅头、穿空而过的鸽哨、街头对弈的爷们儿连缀其间。

而恰如影片的英文片名“无影之塔”（The Shadowless Tower）所透出的禅机，男女主角间晦暗不明的情感纠葛，欲说还休的父子恩怨，凡此种种类型叙事里常见的俗套逐一被打破，捱至片尾也没有明确的交代，反而用离散的碎片编织了一个个令人遐思迩想的谜题……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记者近日在京专访了张律导演。

张律导演在片场

【对话】

“再平的地方，人的情感也是有起伏的”

澎湃新闻：相较于你去年公映的电影《漫长的告白》中多少带出的商业性，《白塔之光》里作者性还是更明显一些，你怎么看？

张律：我自己完全体会不到在创作上有什么变化，可能还是在于观看我的电影的观众，各花入各眼。我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拍电影。

这次《白塔之光》的拍摄缘起是疫情期间，我从韩国回北京，先在广州的酒店里隔离了14天。北京是我返回的目的地，自然也就想以北京为方向写一个剧本，就想到了西四那一带，想到了白塔寺。也就是这14天的时间，我就把剧本写出来了。

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在西四白塔附近玩。直到现在，我如果在北京，也常会去西四北二条东口那家开了三十多年的延吉冷面馆吃饭，那家面馆不得了，北京人吃的第一口冷面就是他们家的（笑）。所以我对那一带的空间特别熟悉，西四北大街北边基本和我年轻时候的（样态）没什么变化，马路南边则是翻天覆地的改建。

澎湃新闻：过往你的多部电影，都是以一个城市的名字作为片名。而北京，是你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座城市，为何直到现在才去拍它？

张律：是的，一个原因是我不大会起电影的名字。还有一点就是，我是必须紧紧依靠那个空间，才能拍出来那部电影。我所有的电影，都是从空间出发开始创作的，也没有什么计划性，遇到一个空间恰好有了感觉就拍了。

北京正因为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我就来了，总觉得有的是机会去拍。也是在这里生活太久了，北京虽然不是我的故乡，但我很难以一个游客的心态来拍北京。我要拍的话肯定是拍北京人的故事，当然也会加进去一些外地人，这才是真正的北京城市生活。再有一点是，北京这座城市很难拍。

澎湃新闻：你觉得难拍的点在哪里？

张律：北京这座城市在空间上非常平整。一般拍电影在堪景的时候，都爱找错落有致的地方，好干活。为什么大家都去重庆拍电影？就是因为山城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北京在空间上是很平的，这是视觉呈现上的一个难题。那就真的得从人的情感上去找故事——再平的地方，人的情感也是有起伏的，但人物线索和地域空间怎么结合起来？这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一个点。

我曾在西什库教堂附近住过许多年，从那步行到白塔寺也就十分钟，所以这次电影中出现的很多景点、建筑，我都非常熟悉。电影中，谷文通和文慧路过的宫门二条北京鲁迅纪念馆，还有谷文通去看望住院前妻的那家医院，就是白塔寺边上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它也曾在《漫长的告白》中出现过，前身是民国时代的“中央医院”，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落成的老建筑。台词里有提到顾城出生在这家医院，实际上也确实如此。白塔寺附近的福绥境大楼，也有很多传说，是一幢“之”字形的50年代苏式建筑……那一带的建筑全部联系在一起，文化底蕴非常浓厚。这也会影响到附近街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节奏下意识会被影响到，说话都是慢悠悠的，待人接物特别客气。为什么鲁迅当年在北京要住在那里？就是宜居嘛。其实文化的东西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澎湃新闻：电影片名叫做《白塔之光》，英文片名是《The Shadowless Tower》有何缘由？

张律：这部电影讲的是与白塔有关的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产生的情感。北京非常平整、规矩，在这样的城市布局中，出现了一个浑圆向上立起的建筑，看起来突兀，但也正是它的浑圆和白色，还会反光，让人感觉在情感中、精神里得到了一丝慰藉。说来也巧，我们这次拍摄期间，剧组人员住的酒店就叫做“白塔之光”。

至于说英文片名，白塔没有影子是一座无影塔，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这点。一开始剧组很多人还不相信，以为我在诓他们，大家就在各个时间段去拍，结果都拍不到白塔的影子。而人在没有影子的时候，会感到空虚，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实存在，建筑学上的这种现象和人的情感也能产生关系。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片名在电影开始近半小时后，还在银幕上出现了一次，是一种强调吗？

张律：片头也出现片名了。按照规定，前面一定要露片名，这完全是一个技术规定，规定电影开场三到五分钟必须出现片名。至于是不是可以在电影中出现两次片名，这点上国家没有规定。电影中第二次出现片名，实际上是我给白塔第一个特写的时刻。

澎湃新闻：刚才说到白塔是一座无影塔，我记得电影片尾谷文通和文慧在东夹道胡同的一场戏，他们两个走在胡同里，一开始也没有影子。

张律：是的，当他们两个抱在一起的时候，影子才出现了。这是通过技术处理过的，有超现实的色彩。电影里有交代，谷文通很小的时候，曾经被爸爸抱着进过白塔，后来爸爸因为不明不白的指控被家庭驱逐出去了，自我放逐到了北戴河，等于说在谷文通的情感里是没有爸爸的影子的。而文慧是个孤儿，生命里更是没有爸爸的影子。所以在两人拥抱前，文慧才对他说，“你看猫有影子，路灯有影子，我们却没有。”谷文通回答说，“也许我们的影子留在了北戴河。”他的父亲在北戴河，而文慧则是在北戴河出生的。

白塔与妙应寺

“辛柏青身上有一种老北京人的‘不急’”

澎湃新闻：辛柏青饰演谷文通，这也是你们继《漫长的告白》之后第二次合作了，在你是看重他身上什么样的一种特质？

张律：辛柏青身上有一种老北京人的“不急”。当你的节奏很急的时候，时间在你身上的变化会被掩盖掉。不急的人呢，他身上时间的痕迹就更重，这种看似慢半拍的人，和过去的关系就比不停地往前奔的人要紧密。而这次他来演谷文通，是个一直生活在胡同里的北京人，平时出门就趿拉着一双“片儿懒”（懒汉鞋）。胡同的生活在我看来，空间没有变化，时代毕竟变了，人多多少少会有变化，但他们的生活节奏和空间完全变了的区域还是不一样的，就像片中王宏伟饰演的姐夫，他住在望京，节奏明显就快很多。

澎湃新闻：《白塔之光》并没有明确交代故事的时间点，但通过一些细节，还是可以让观众去体会。比如谷文通和文慧交流时，听说她复姓欧阳，就张嘴冒出来一句“欧阳海”。

张律：我在电影中把所有的日历都避开了，只不过去年拍摄的时候，有时候背景里有人戴着口罩，这个没办法。辛柏青已经50岁了，片中他饰演的角色应该比实际年龄更大一点。那场他们老同学聚会的戏，身在法国的老穆是通过视频参与进来的，他已经出去三十年了。观众如果有心，大概可以算出这代人的岁数，他们的小学课本里有“欧阳海拦惊马”的课文。

《白塔之光》剧照，辛柏青、黄尧初遇

澎湃新闻：谷文通和文慧的爱情，或者说关系依旧是晦暗不明的，暧昧而无果的，你似乎特别愿意塑造那种爱无力的男性形象。电影中他和文慧第一次去白塔边的旅店开房，看到了服务员在读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你怎么看待电影中知识分子趣味与影片整体气质的融合？

张律：其实我也没有专门去为这种融合做什么，现实生活中它们最终都会平衡的。在出版界和电影界都有一种现象，很多人买书是冲着书名，看电影也是冲着片名，结果一看和自己原来想的并不对板。谷文通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知道《恋人絮语》是一本哲学书，并不是爱情的心灵鸡汤，那个服务员在读这本书就很滑稽，他就自言自语，“这书名挺骗人的。”

澎湃新闻：你的电影作品从《春梦》起就有一种“三人行”的结构，前一部作品《漫长的告白》中也是如此。《白塔之光》中谷文通和文慧与南吉三人间，这种男女情感的张力似乎更加的扑朔迷离？

张律：安排南吉这个角色，她在白塔寺边上有个摄影工作室，而白塔寺当年就是蒙古人建的。饰演南吉的这个演员本名就叫南吉，原名是小斯琴高娃，她是个蒙古族人。片中南吉还说过，自己的祖上参加过白塔寺的建造。不管这话是不是真的，但这在北京完全说得通。

至于说到他们三个人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如果两个人最后走到一起，没有旁边人的这种关系，没有旁边人的视线的话，他们俩走不到一起。南吉和文慧一样，都是摄影师，她们两个应该很早就认识，而且南吉和文慧的前男友也认识，还合租过房子。如果谷文通这个人的节奏可以吸引文慧的话，应该也能够吸引南吉，因为这两个女人的质感是差不多的，趣味也很相似。她们都对谷文通这样的男人有好感。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谷文通身上中年人的状态？

张律：我已经60岁了，但只要经历过中年这个阶段，那些感受便会永远记得。这是一个人人生中最困惑，也最艰难的阶段，承上启下，上有老下有小。在我看来，青春的时光可能在一个人去回首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而中年的焦虑则会刻骨铭心。即便我到了60岁，这些经历也不会完全超脱。

澎湃新闻：电影中谷文通和父亲谷运来间关系的修复是渐进的，你刻画出了两个男人间静水深流的情感交互。他们最后的和解是用一场交谊舞完成的，没有那么多的言语。

张律：谷文通根据姐夫提供的线索，已经是第二次来到了父亲在北戴河隐居的房间——父亲当年是因为莫须有的猥亵罪被家庭放逐的，如果了解历史的观众，会知道（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6年前后社会上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儿子心里其实并没有完全放下这个心结，所以当父子再次相见的时候，儿子在梦中“审讯”父亲，当年到底干没干那事儿？但画面一转，父亲在浇花，儿子则在床上呼呼大睡，我在这里是用一个镜头把梦境和现实交叠在一起了。

至于说到他们间的跳舞，人也是一种动物，我一直觉得身体的交流才是真正的交流。因为语言交流会有谎话，甚至有时候说谎话的人把自己都给骗了，但是身体骗不了人。毕竟是一对父子，父亲因为背负着过往已经放逐了自己，当他们身体贴近的时候，心灵也在和解。

《白塔之光》剧照，辛柏青、田壮壮父子重逢

澎湃新闻：我有一个疑问，父亲家里放上官云珠的电影和挂在墙上的明星照，这些和剧情之间有什么观照吗？

张律：并没有特别的观照。我只是想表达田壮壮饰演的父亲，在他这个年龄也有自己的偶像，他年轻的时候电影里的女明星也就上官云珠、秦怡、王丹凤那么几位，他是上官云珠的影迷、粉丝。我选择上官云珠，还有是因为复姓，电影中文慧也是复姓欧阳。

我们过往在电影中一展现老年人，往往会把他们的情感世界都剥离干净，这么做对老年人是不公平的，好像他们那时毫不参与类似现在的粉丝行为，其实他们那个年代也有自己的偶像。这个父亲已经离群索居独自生活这么多年了，喜欢看上官云珠的老电影，可能是他个人生活里不多的一点亮色。田壮壮导演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演员，他不说话站在那儿，身上就有戏。

《白塔之光》剧照，田壮壮一人独坐

拍完这部电影，“北京依然是一个谜”

澎湃新闻：由于你的身份和经历，在《白塔之光》中我们依旧看到了多语种间思维的对撞。片尾谷文通去看望病重的前妻，问了前妻的现任丈夫一个问题，“我爱你”在韩语里怎么说？而韩语“SanRang”的发音，在新疆维吾尔语里是“傻瓜”的意思，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

张律：我们现在提起北京，老是拿户口说事儿，其实北京在历朝历代都是多民族在一起生活的地方。元代是少数民族政权，清代也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是汉文化也并没有消失，各个民族都生活在这里。在北京的实际生活里，多民族一直在一起，情绪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很有意思，我觉得正是如此，北京才能够成为中心，因为中心往往是最复杂的地方。

谷文通前妻的现任丈夫是一名教韩语的教授，过去在望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在用韩语交流，那里有很多韩国人定居。电影中的教授是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老师出演的，他的法语很好，甚至说得比法国人还标准。这次是把我们俩过去在生活中的对话放在电影里当台词，只不过把法语改成了韩语。

韩语里的“SanRang”是“我爱你”的意思，我是怎么知道它的发音和维吾尔语中“傻瓜”一样的呢？北京魏公村一带有新疆一条街，新疆餐馆扎堆，我经常去那边吃饭，时不时就听到他们说“SanRang”。我就纳闷，结果一问在维吾尔语里这个发音是“傻瓜”的意思。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因为一个词汇一模一样的发音，放在一起的时候恰好是爱情真正的概念。类似的巧合在我们生活里是有不少的，只不过就看你是不是有心去观察。

澎湃新闻：谷运来在北戴河海边放风筝的画面拍得非常唯美，这与谷文通教女儿食指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也形成了某种观照。那首诗里有这么一句，“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包括那句，“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这也和人物的命运有所观照。你怎么看待这部电影中诗歌的运用？

张律：有这种观照，但更大的出发点还是在辛柏青饰演的谷文通身上，他原来是个诗人，只是没那么成功。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只要写过诗，他的节奏都会慢下来，带有诗的节奏。那本诗集是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我并没有给封面特写。这本书销量非常大，很多父母都买来读给孩子，但里面的诗歌并不是他们想象的“给孩子的诗”。

《白塔之光》剧照，父女读诗

北岛的厉害之处在于，他选编的眼光并不是着眼于一个孩子的当下，而是把孩子长大后会遇到的各种困境，通过这些诗先就告诉孩子们了。我在电影中引用了两首诗，除了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还有北岛自己的一首诗《一束》。我不是在用自己的趣味去选诗，而是真的有这么一本书，影响力还非常大，很多家庭的父母买来读给孩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现实。

澎湃新闻：李叔同的诗词《秋柳》作为一种吟唱，继《漫长的告白》再次出现在《白塔之光》中，你为何对这首歌情有独钟？

张律：这首歌没有版权的问题（笑）。在《漫长的告白》中是柳川自己在唱，是展现一个人的情感。但在《白塔之光》中是文慧教给福利院的一帮孩子们在唱。关于送别，除了《秋柳》，李叔同的另一首诗词《送别》更为有名，《城南旧事》那部电影就用过。而且非常怪，不管是《送别》还是《秋柳》，类似这样凄凄惶惶送别的歌曲，不管是朴树还是哪个明星去唱，都没有童声歌唱那么动人。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离别，但是唱出来就可以让所有的成年人动容。

澎湃新闻：你曾经说不喜欢在电影中闻到某种基于文学的叙事，而是要回到视听的初衷。这部《白塔之光》的主创名单中我看到了有文学顾问，能不能介绍下他的作用。另外，这次创作过程中，你同监制黄建新导演间有何交流？

张律：这部电影的文学顾问李迅老师，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已经退休了。他是个老北京，我们之间主要是聊天，聊各自对北京的观察和感受，是一种漫谈式的合作。文学叙事直接进入到电影当中是需要警惕的，但是文学作为人生的，很宽广的一种表达的时候，是任何艺术形式都需要的。

黄建新导演是我的老大哥，从《漫长的告白》之后，我们俩走得比较近，经常是一见面就聊很久。他岁数比我大，但我发现他的创作心态比我还年轻，而且视野非常宽广。我每次见了他之后，感觉自己整个人都青春焕发了。

澎湃新闻：看到有人把《白塔之光》比作你写给北京的情书，我很想知道你怎么定义这部电影在自己作品序列中的地位？

张律：所谓“情书”是别人说的，在我是很想探求、呈现北京这座我生活了那么久的城市，它在时代的巨变中，人的情感、质感、节奏上的变化，所以我把摄像机打开，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不管是什么样的电影都是有记录性的，可当拍完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是不懂这座城市，可能永远都不会懂，只是把它现在的质感拍出来了而已，这让我很多的情感有所释然。但北京依然是一个谜，就像父亲一样，或许永远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