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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80、90后来说，余华这一名字，从中学开始便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翻开《活着》的书封便能看到余华稍年轻时的那张照片，黑白色，眼神凛冽但坚定，很像阅读《活着》或是《许三观卖血记》给人的感受，苦难被赤裸的文字书写，生命的无常让人内心升起挥之不去的悲凉。
和过去不同的是，如今的余华似乎正在被“网红化”。基于他随性、不修边幅、直言不讳的个性，越来越多关于他的“段子”正在出圈。
比如说他的形象被网友亲切称为“潦草小狗”；还有一张他和莫言的合照，被用来和两只小狗的照片比对。
近期，改编自他同名小说的《河边的错误》热映，余华再一次走进大家的视野，这一次，是因为他盛赞此片，以及朱一龙在《河边的错误》中的演技。
来到今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官方也未事先有过讯息，余华还是一如往常，顶着他潦草又个性的发型突然出现在小城之春影厅看电影，被影迷意外“捕捉”。
余华老师成为“网红”的原因复杂，而文学与影视越来越密不可分，可能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最难改的《河边的错误》
POST WAVE FILM
“《河边的错误》并不好改，曾经张艺谋想要改编，但最终没有做。”
“说实话，《河边的错误》这个小说，你读第一遍认为这个小说可以改编成电影，认为改编起来不是很困难的，实际它是一个陷阱。”
余华如是说。
原著小说《河边的错误》的叙述并不遵循常规，十分先锋。
这起连环杀人案，从幺四婆婆被害开始，死者后续又有工人、人证孩子和疯子，而真正的凶手始终未被确认。
书中悬疑的色彩往往通过对人物的细节描摹而建立，捡发夹的女人被问询时语无伦次，让人生疑，许亮声称去河边多次撞见凶杀，甚至连马哲也让读者怀疑，因为杀了疯子后，他被判定为精神病人……
而读者的猜疑巧妙地与余华的写作形成了互文——
你在怀疑他们每个人，而他们之间也在互相怀疑。
很明显，余华本无意将“谁是真正的凶手”的悬疑作为小说的核心，“我在描写一种生活”，他说。
一如他冷峻凛冽的文风，《河边的错误》原著小说，最核心的点就是“怀疑”。在大量的人物对白中，他不断制造悬念和伏笔，不断发射烟雾弹。
另一方面，《河边的错误》利用“犯罪动机”这一点，将情节发展与断案的逻辑思维逆向而行，杀人不图财，目的在哪？工人的死和这些人的死有什么关联？杀了疯子，就能在这些人的死亡中获得救赎吗？
故最终，当侦探迷们仍然在对“谁是真正的凶手”讨论纷纷时，似乎就应了余华老师那句，“这是一个陷阱”，而猜测凶手的讨论，就像是掉入了这场“陷阱”。
在同名电影《河边的错误》演绎这个文本的时候，命运的荒诞感和残酷的现实变得更具象起来。
电影片头放出了加缪的那句话，“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
在人类对命运的解析中，因果就是最大的包装。
对马哲来说，他遵从办案推理的逻辑，抓住蛛丝马迹风声雨点猜疑身边的每个人，而这些人身上的悬疑点却被逐个攻破，除了看到他们真实而痛苦的生活，马哲别无他获，而这，也占据了影片的最多篇幅：
幺四婆婆与疯子之间的关系；许亮异装癖的秘密；钱玲和王宏关系里发生的事……那么，诚如所有人所说，疯子就是凶手，马哲会如何应对呢？
对马哲来说，与其说他的执拗是因为他起初不相信凶手就是疯子，倒不如说是他不愿意相信。因为如若疯子是凶手，他不用面临和正常人一样要面临的审判，而对马哲来说，这好像无法填补他心中被戏弄的愤怒。
所以，在马哲因为办案逻辑的“因果”走火入魔时，命运的“因果”也似乎在悄然靠近——
如果他与妻子都没有智力缺陷基因，那么孩子为什么会带有这样基因的风险？如果他在云南并没有获得三等功，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
如果疯子就象征罪恶本身，马哲即将出生的孩子象征希望，马哲象征不愿接受命运真相的人，那么马哲的结局，则指向了另一个更深的悲哀：人们信仰的因果逻辑，并不足矣抵御命运的荒诞。
这也使得这部电影，变得深邃而荒凉。
余华的文本：
走出时间的“死亡”
POST WAVE FILM
迄今为止，余华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的文本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福贵》《河边的错误》等。
在这其中，观众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要数张艺谋改编的《活着》。
同样，这部原著也是余华被提及最多的作品。余华笑侃自己靠《活着》活着。
在余华的多数文本里，总有一个惹眼的母题——死亡。
《活着》原著里的徐福贵，一生不断面临身边人的死亡，直至老年只能与一头牛相伴左右。
就像余华题在自己的书扉页的话：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余华对死亡的理解，究竟为何？
比如在《活着》中，福贵的亲人们，父亲因福贵赌博输掉全部家产深受打击，在粪坑上不慎摔死；
母亲、女儿凤霞和妻子家珍饱受疾病折磨而死；
儿子有庆给县长夫人献血，失血过多而死；
女婿二喜在一次意外中，被水泥板夹死；
孙子苦根在过度饥饿后，吃了过多的豆子，活活撑死……
围绕着福贵，这些人的死亡无不与更深层的缘由有关：人性弱点招致的连环反应、环境对人的压迫与残害、命运的无常……
而倘若面对死亡，没有了恐惧，接受了命运的无常，存在于生存中的坚韧就成了更深层的意义。当然，这层“坚韧”中，也同样有太多无奈、被迫接受、和被环境俘虏的痛楚。
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改编的《活着》仍然给福贵留有了一丝温情和希望，显得要柔和一些。张艺谋为福贵增设的为生活挣扎的人物特性，也使得观众对这个人物有更能抓住的共情。
电影《活着》中，结尾福贵还有妻子和外孙陪着。与张艺谋在福贵每个命运节点，都设计了温情的细节与悲剧伴生，这使得痛苦变得更剧烈。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活着》易被改编的一个特性：情节推动点比较容易在文本中被抓取，时间线也十分清晰。
类似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有相似的特性，人物悲剧与时代剧变紧紧相扣。对生命至关重要的血液逐渐变得“廉价”时，时代之中的个体悲剧性便同时变得更加强烈。
也许未来我们仍能在影视市场看到更多改编自经典文本的作品，因为似乎，在这个荒谬与新事物同时不断发生的世界，大家也想知道，在时间洪流中，我们究竟会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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