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拍《花束般的恋爱》，真的存在“灵魂伴侣”吗？

本月初，金鸡电影市场推介会上宣布了《花束般的恋爱》中国翻拍项目启动的消息。据片方透露，从编剧坂元裕二手中拿到电影翻拍版权他们花了一年时间，将争取在2024年内完成拍摄。

原版《花束般的恋爱》于2021年1月29日在日本上映。影片讲述了山音麦（菅田将晖饰）和八谷绢（有村架纯饰）因错过末班车而相遇，在深夜咖啡馆聊起文学、电影和音乐，因喜好相似而坠入爱河，却在日常生活中渐行渐远，五年后黯然分手的故事。该片于2022年在中国上映，累计票房近1亿元，豆瓣评分高达8.6分，属于近年来在国内叫好又叫座的日本电影之一。

因此，中国翻拍项目启动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强烈关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花束般的恋爱》”登上豆瓣热门话题，诸多网友自发为编剧“献策”，设想如何合理地将这个日本故事本土化：北京版的主角们在北影节的资料馆午夜场邂逅；上海版的主角们相约到武康路吃松饼，偶遇杜可风；福州版的男主角听从家人安排考公上岸，开始觉得那个还在热爱文艺的她幼稚；东北版的他们在澡堂子里分的手……

《花束般的恋爱》的“二创”风潮还在继续，已有成为网络梗的态势，这比原版电影在中国热映更能说明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唤起的广泛共鸣，而这种共鸣的成因值得玩味。《花束般的恋爱》讲述的是一个爱情如花期般有时限的故事，男女主角的分手因为某种强烈的真实感而让观众唏嘘不已。这个爱情不可避免地消失的故事是如何成立的？法国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思（Eva Illouz）的《爱的终结》一书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伊洛思认为在当今社会，两性关系已与消费资本主义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由性、爱情和婚姻所代表的私人领域已日渐商品化，性主体已变成各种欲望实相的集合体。“这些欲望借由美好生活的图景、价值、故事和理想得到实现。推广这一套美好生活叙事的，是消费市场和过去十年涌现出来的各种技术设备，”她在书中写道，“经济-性主体就是现代性的特有主体。它通过需求和欲望，通过选择以及越来越多的通过非选择，来表现自己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虽然物质主义向来被爱情理想所排斥，但我们逐渐发现，亲密关系的建立、维系和破裂确实无法脱离物质因素。

当性形式的行动与经济形式的行动相结合，我们就成为了“超主体”（hyper-subject），伊洛思对它的定义是“一种被人们对需求和欲望的拥有，以及满足这些需求和欲望的实践所定义的主体”。她指出，超主体性的存在建立在一个悖论之上，即它会激发本体不确定性（ontological uncertainty）——一种关乎最本质自我的不确定性。这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亲密关系的稳定性产生冲击。

伊洛思提醒我们注意，价值评估已成为现代人互动的一个重要的认知特征与社会特征。正如测评和绩效考核已是职场的内在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来说，学校考试就是在为之做铺垫和准备），价值评估，特别是视觉评估，也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发现，视觉评估是一种“快而省”的认知过程，只需要依靠很少的信息就能形成对评估对象的偏好。因为速度很快，性评估具有互动程度相对较低的、单向的特性。而单向的特性又导致视觉评估的二元性——一个人要么有吸引力，要么没有；要么有男性/女性气质，要么没有。伊洛思注意到，在Tinder等约会软件的作用下，视觉评估的上述三种属性已经被进一步正式化和制度化，随着“右滑左滑”要求人们快速基于视觉对潜在交往对象做出评估，“每个人都被转化为被消费的图像和个人资料。”

价值评估在浪漫邂逅中无处不在。《花束般的恋爱》中男女主角的相遇相知，就是两人对彼此进行价值评估的结果——相同款式的帆布鞋、报出作家的名字就能引起对方会心一笑的默契、拿电影票票根当书签的小习惯、共同喜爱的乐队——在气氛越来越热烈的交谈和紧随其后的一见钟情中，两位主角不亚于完成了一场成功的自我品牌营销。正如伊洛思所言，不同自我的相遇是一种彼此都经过自我品牌营销后的相遇，“也就是双方都会努力展现自己的最佳外貌，对人格特质的非视觉评估在浪漫邂逅中便也无处不在，尤其当邂逅的目标是找到品味、生活方式、心理状态能合拍的对象时更是如此。”

伊洛思还发现，当今社会亲密关系的缔结越来越依赖消极评估模式，即人们对“正确的伴侣”应该是怎样的存在一个内在的、高度脚本化的模型，以之作为自己评估的参照，浪漫邂逅的目的因此就是筛除不合格的候选人。“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花束般的恋爱》”话题下出现的各种“二创”，实际上就是各种高度脚本化的模型，它们反映了各座城市的年轻人对一个可欲的文青人设形成的普遍共识。《花束般的恋爱》的各种本土版本得到热烈讨论和传播，可以说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些“二创”中识别出了某座城市的某种特定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完成了对自身个体性的潜在确认。

“在20世纪浪漫情感与依恋的形成过程中，社会学意义上所发生的最深刻也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是浪漫互动对消费喜好难以割舍的依赖。”伊洛思指出，20世纪初，约会开始被消费塑造，餐厅、酒吧、影院、景点、舞厅等消费场所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约会地点，而约会的关键在于识别约会双方是否具有相似的消费品味，它可能是一种主观感受（比如喜爱的食物），也可能是一种文化能力（比如心仪的作家）。

伊洛思发现，能够共享休闲活动和文化喜好自20世纪初开始处于人们选择伴侣过程中的核心考量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尤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身处消费社会的我们，通过亲密关系中的种种消费经验巩固自身的消费主体性（consumer subjectivity），这既加深了我们对自身个体性的认知，也塑造了我们对伴侣个体性的认知，

“消费喜好的分享在这里就是一个情感与感官的平台，人们在这个平台上缔造亲密，当下，依恋关系是围绕着共同的爱好、美食、品酒、旅行、运动和文化消费而组织起来的，这使得人们的消费习惯变成了价值评估的对象。双方如果难以共同参与同一个休闲领域，不能僭占同样的客体，就会难以组织起亲密感，也就难以组织起欲望。”

在伊洛思看来，当下一个人的性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A与媒体塑造的偶像、形象、商品之间的贴合程度。当人格性与商品密切相关，当一个人的消费品味与情感喜好密切相关，本体不确定性的问题变得更严峻了。伊洛思不同意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经典理论，即品味被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惯习牢牢固定，一旦形成之后就是非常稳定的。她提出了“品味精进”的概念，即人们在一生之中会不断精进自己的品味，舍弃昔日的选择以完善自我。“品味的精进和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不会改变的，而精进本质上是不确定的，因为品味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自己的超越。”值得注意的是，只要一个人持续地精进自己的品味，TA的本质自我就是不确定的，这亦将影响TA对伴侣的看法，因为品味既关乎消费品，也关乎对伴侣的选择。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社会中，“不断提升自我、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本就是一种被高度内化的个人意志，伊洛思认为，“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人际互动中，这种意志都必须提供和确保自身价值的基础，但这反而会损害形成和维持契约的可能性。”当你在提升自我的过程中——无论是获得了职业晋升还是仅仅只是提高了某种品味——发现另一半仍停留在原地而非与你共同改变和进步，一个很有可能且越来越少面临道德压力的结果是，爱会消失，关系会终结。

这是《花束般的恋爱》令人唏嘘的原因，也是当代爱情令人伤感的难题：我们能够穿透被品味层层包裹的真我，无条件地爱一个人吗？真的存在一个稳定的真我和“灵魂伴侣”吗？而当我们用《花束般的恋爱》玩梗调侃不同城市的文青人设时，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刻意地对支配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结构性力量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