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魏书钧执导、根据余华小说《河边的错误》改编的同名电影甫一上映,便引发截然不同的两极化评价。称赞者认为影片极富诗意和影像质感,是一部具有先锋气质和深刻哲思的文艺片。负面评价则认为该片剧情散乱、逻辑不清,让人看不懂。笔者认为,电影《河边的错误》是在悬疑侦探剧情的外衣下,表达创作者对世界、命运等的认识和理解。编剧和导演借原著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通过对小说的创造性改编,在影片中重置多重隐喻,使其具备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但也因隐喻的“过载”造成了剧情的晦涩难懂。
小说《河边的错误》发表于《钟山》1988年第1期,那时的余华作为冉冉升起的先锋小说作家,创作中既有着明显的探索尝试特点,也流露出打破陈规的反叛气质。小说《河边的错误》试图打破侦探文学的严密叙事逻辑,与随后发表的《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作品,分别构成了对侦探、爱情、武侠等类型小说常规叙述模式的颠覆和消解。在原著对“疯子杀人”的重复叙述中,隐藏着作者对暴力、荒诞、无序、偶然性等话题的思考。
同名电影在原著的基础上,一方面增删了有关情节,使其更符合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运用颇具创造力的影像画面,赋予作品广阔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以多重隐喻拓展原著的思想意蕴。
电影以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名言“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拉开序幕,接着是一场与剧情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小孩捉迷藏游戏,游戏中扮演警察的小孩推开一扇门,自信满满地以为小伙伴们就躲在门后,却惊愕地发现外面是破败不堪的断壁残垣。开头字幕与小孩捉迷藏情节似乎是对影片里马哲查案过程的隐喻:当他信心满满想要侦破案件时,却陷入巨大的焦虑不安与困惑迷茫当中。影片主要剧情并不像悬疑侦探片那样,由犯罪分子在案发现场留下的蛛丝马迹入手,再通过层层深入的推理和调查取证等手段,最终找到真凶并将其绳之以法,而是反其道行之,打破观众对真相的期待,将每一步调查都引入无解的死胡同,让观众随着主人公一起承受来自案件、领导、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最后更是分不清现实与幻想。整部电影就像一张巨大的隐喻之网,悬疑侦探故事不过是其表层外衣,本意则是隐藏在故事情节与影像画面下的言外之意。
作为一个典型的隐喻文本,影片《河边的错误》中的隐喻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对现实生活的隐喻,可谓之“生活之窗”。电影是观众窥视他人生活的一扇窗户,《河边的错误》借助案件调查过程,向观众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江南小镇的生活场景,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影片着力营造凝滞、压抑的氛围,使其与案件调查的停滞不前相互映衬,并以此强化人物由压抑到爆发的心理状态。在氛围营造中,风景起到了重要作用,缓慢流淌的近似黏稠的河水、阻挡视线的树林、弥漫的雾气、连绵的雨季,都烘托了人物的压抑感。这样的场景氛围隐喻着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无奈,使人联想到生活中某些想要挣脱却不得不妥协接受的东西。
影片第二个层面的隐喻,可称之为“迷幻之梦”。西南大学段运冬教授在《电影,作为隐喻的艺术》一书中指出,梦与电影具有同构性,电影就是编码之后的幻觉呈现。与原著不同,影片《河边的错误》把警察马哲的办公地点设在了倒闭的电影院中,隐喻着影片中关于案情的调查,恰似一场正在影院里上映的电影。由于电影和梦的同构性,关于案情调查的剧情也像迷幻梦境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非理性、偶然性,也折射出人物压抑着的无意识和隐秘欲望。弗洛伊德认为,梦的工作具有“移置”作用,“其重点由一重要的元素,移置于另一个不重要的元素之上,梦的重心既被推移,于是梦就似乎呈现了一种异样的形态”(《精神分析引论》)。同样,马哲工作的重心原本是找出杀死幺四婆婆的凶手,但接下来的调查却牵涉出王宏与钱玲的婚外情、许亮的异装癖等跟案情无关的人和事,进而导致王宏之死及许亮自杀。此外,马哲单位的评优、妻子腹中胎儿基因突变等事件也与案情关系不大,游离于案情调查的情节主线之外。影片后半部分马哲的思想和行为,更是在现实与臆想、幻觉、梦境之间来回穿梭,几近疯癫的状态把剧情进一步推向含混与歧义。情节主线的偏移、分散、凌乱、断片化、不连贯,颇契合梦把隐念润饰成形象的特点。影片由此成了以梦的形式完成的表意载体,并被植入了与电影创作主体有关的自反式想象。
在《永安镇故事集》中,编导通过讲述一部电影筹拍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来揭示电影圈的某种真实生态、小众化文艺电影的生存境遇。《河边的错误》则以隐喻的方式,对电影及其创作主体进行自反性观照。片中拆除电影院招牌时,“电影”两个字坠落地上,指涉了电影作为艺术地位的下降及电影行业的状况。片中查案进展的艰难,不断被无关事件干扰的烦躁与无奈,跟创作主体完成一部电影的策划、拍摄过程中所经历的情绪体验也非常相似。片尾人物的妥协映衬了影片之外创作者的妥协,在人物马哲身上投射着创作主体的心理感受。可以说,该片就像埃舍尔那幅著名版画《龙》,以自啖其尾的方式完成了对电影本体的自我指涉。
电影《河边的错误》的隐喻还体现在哲学层面,可名之以“哲学之眼”。影片的故事情节,特别是后半段亦真亦幻的剧情,暗示世界本身是荒诞的,对真相或本质的探寻终究是一场徒劳。执着于探究真相的马哲最后陷入困惑、迷茫、自责、癫狂,就像开头推开房门的那个男孩,以为可以找到门后的躲藏者赢得游戏,不料却看到了世界的满目疮痍。“没有答案,一起发疯”的宣传语,加上片头“人理解不了命运……”的字幕,也都在表达创作者对世界、人生本质的存在主义理解。
多重隐喻丰富了电影的意义内涵与阐释空间,然而,大量的隐喻也给观众的理解接受增添了障碍。隐喻的“过载”不仅使影片晦涩难懂,而且有主题先行之嫌,以至于纤弱的剧情无法承担起如此多且复杂的主观理念。从哲学层面上来看,影片的主题也有可商榷之处。存在主义虽然看透了人生荒诞虚无的本质,却并不陷入悲观,而是强调看透虚无后的自我选择和不懈努力,有着“反抗命运”式的坚定与悲壮,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对此有生动阐述。但影片过于强调世界的荒诞、命运的无常、意义的虚无,以及作为主体的人在其面前的无奈与妥协,显得有些悲观绝望。文艺片如何处理好“文”与“质”的辩证关系,如何在作者表达与观众接受之间找到较好的契合点,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