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国际电影业的六大话题

今年将影响国际电影业的六大话题：

01

资金削减、右翼政治给欧洲带来挑战

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通过削减对文化组织的资助来收回新冠疫情时期大量的公共支出。在英国，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是遭受资金减少的机构之一。在荷兰，荷兰电影人担心由基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领导的民粹主义自由党的第一笔预算将是多少——既是电影基金，也是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Amsterdam，简称IDFA）和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资助。然而，维尔德斯是否会领导荷兰政府还远未确定。

在法国，这个摇摇欲坠的行业希望右翼抹黑运动不会重演，迈赫迪·费克里（Mehdi Fikri）的家庭剧《火灾之后》（After The Fire）的票房表现不佳，被很多人归咎于右翼抹黑运动。该片讲述了一名年轻人在警察拘留期间被杀后，一个家庭为正义而战的故事。

在其他地方，创意人士正在寻找远离右翼政客的路线——例如在格鲁吉亚，当地电影人建立了格鲁吉亚电影协会（Georgian Film Institute），这是一个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的格鲁吉亚国家电影中心（Georgian National Film Center）的机构；在匈牙利，由于不想受到限制，国际知名电影人才正在避免使用国家资助——例如加博·赖斯（Gabor Reisz）的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影片《一切的解释》（Explanation For Everything）。

今年3月，擅长辩论的意大利作家、记者兼电视主持人皮特兰杰洛·布塔福科（Pietrangelo Buttafuoco）将接替罗伯托·奇库托（Roberto Ciccutto）担任威尼斯电影节双年展的主席。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右翼政府庆祝了布塔福科的任命。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的选片上，看看保守派的利益链是否也会侵蚀那里。

然而在波兰，电影人希望由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领导的新政府能够结束政治干预，当时该国的极右翼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齐奥布罗（Zbigniew Ziobro）将阿格涅斯卡·霍兰德（Agnieszka Holland）的关于波兰边境难民待遇的《绿色边境》（Green Border）与二战纳粹宣传的电影进行了比较。但与齐奥布罗的言论相呼应的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仍然留任。

02

销售公司可能会考虑进一步整合

国际销售市场已经与几年前截然不同，几家主要的销售公司已成为更大集团的一部分，例如The Match Factory公司与Mubi集团以及HanWay影业与Cohen传媒集团。这为这些公司提供了稳定的财务基础，但对于那些没有合作伙伴支持的公司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更大的整合是可能的。或许会有更多的销售公司也进入制片生产领域，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销售的产品。

艺术影片的市场形势严峻，买家在新冠疫情后仍然极其谨慎，而且价格很低。大型流媒体公司与罢工相关的斗争可能会带来一线希望；随着成本的控制，低成本剧情片可能有机会通过久经考验的方法找到国际销售代理和观众。

03

韩国希望在经历了艰难的一年后实现反弹

近年来，韩国内容产品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但韩国本土电影业在过去12个月里却遭遇了一系列挫折。

去年8月份，有人指控过去5年来300多部本地电影的票房数字被夸大。这些说法是在韩国电影业的艰难时期出现的，该行业仍在努力从疫情中恢复过来。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Korean Film Council，简称Kofic）的数据，2023年上半年的电影观影人次仅为2017年至2019年同期平均观影人次的57.8%。

两部本土影片带来了一些希望，动作片续集《犯罪都市3》（The Roundup: No Way Out）在暑期档的观影人次近1070万人次，票房收入8050万美元；政治惊悚片《首尔之春》自11月中旬上映以来，观影人次超过1200万，票房突破9000万美元，以积极的状态结束这一年。

但困境不仅限于影院，还延伸到了韩国的釜山国际电影节，该电影节受到内部和地方政治问题的困扰。

韩国电影业的目标是在2024年扭转低迷并减少混乱。

04

沙特阿拉伯的资助

进一步增强了阿拉伯电影人的实力

红海基金以开创性的多哈电影学院（Doha Film Institute）和马拉喀什电影节（Marrakech film festival）的阿特拉斯工作室（Atlas Workshops）的优势为基础，是创建充满活力、令人兴奋的阿拉伯电影业的最新重要补充。在短短三年内，红海基金已支持了240多个项目，其中包括参加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等的精选项目。该基金支持的7部影片已提交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其中两部入围：突尼斯选的是考瑟尔·本·哈尼亚（Kaouther Ben Hania）的《奥勒法的女儿们》（Four Daughters）；以及来自摩洛哥的埃斯迈·埃勒·穆迪尔（Asmae El Moudir）的《所有谎言之母》（The Mother Of All Lies）。

该基金可为每个项目提供高达50万美元的资助，并能够为当地电影人的项目提供资金，而无需采取长期确立的欧洲联合制作路线。这些资金也转化为丰厚的票房。Ali Kalthami的沙特惊悚片《Mandoob》获得了该基金的开发和制作支持，在多伦多电影节首映，并于12月上映时打破了沙特当地本土电影的票房纪录。红海基金支持的项目应该会在今年受到国际业界的密切关注。

05

马来西亚正在成为电影制片强国

马来西亚电影已获得巨大关注，新兴人才在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地获得国际认可，并且有望在未来一年进一步加强其声誉。

余修善（Amanda Nell Eu）的《虎纹少女》（Tiger Stripes）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后大获成功，并入围奥斯卡奖。王礼霖（Jin Ong）的《富都青年》（Abang Adik）、曹维骏（Cho We Jun）的《饿鬼食堂》（Hungry Ghost Diner）、张吉安（Chong Keat Aun）的《五月雪》（Snow In Midsummer）、谢志芯（Chia Chee Sum）的《现在的绿洲》（Oasis Of Now）也在各大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并获得赞誉。

新年伊始，《坏》（Jagat）的导演尚杰·库马尔·佩鲁马尔（Shanjhey Kumar Perumal）的最新剧情片《Fire On Water》将在鹿特丹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该电影节还将以一部马来西亚电影M. Raihan Halim的喜剧爱情片《月亮内衣店》（La Luna）结束。张吉安的新片也在筹备中，他的《五月雪》在威尼斯日首映；胡明进（Woo Ming Jin）的《岩龟传说》（Stone Turtle）在洛迦诺电影节获奖；Yeo Joon Han的《Sell Out》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 ；埃米尔·埃兹万（Emir Ezwan）的处女作《灵魂》（Roh）在恐怖片中大获成功，并被选为马来西亚2020年角逐奥斯卡奖的候选影片。

然而，来自马来西亚国内的新鲜人才也面临着挑战。《虎纹少女》的导演余修善否认了她电影的审查版本，该版本已获准在当地上映；而Ng Ken Kin的《外来者》（Pendatang），马来西亚的第一部众筹长片，上个月在YouTube上免费发行，以绕过地方当局，因为地方当局不太可能批准有关种族极端主义危险题材的影片上映。随着这些和其他马来电影人突破界限，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06

国际业界准备应对人工智能的现实

人工智能是2023年美国影视行业罢工的一个关键症结所在，尤其是对于美国演员工会和美国广播电视艺人联合会（SAG-AFTRA）而言。美国演员工会在谈判中获得了知情同意和公平补偿，这意味着寻求使用表演者数字复制品的公司必须在使用时获得同意，并提供数字复制品预期用途的合理描述。

薪酬水平的设计是为了向表演者支付与他们本应完成的同等工作量的报酬；而背景参与者同样受到保护，不得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复制，并且不能使用数字复制品来避免向背景参与者付费。

公司还必须获得演员的同意，通过“生成人工智能”创建合成图像，该技术输入来自多个来源的数据以创建新的输出，在本例中是一个新的“演员”。

然而，担忧依然存在；美国演员工会和美国广播电视艺人联合会的董事会成员马修·莫丁（Matthew Modine）投票反对该协议，部分原因是有关人工智能方面协议的细节，他称之为“浮士德式交易”；美国著名制片人盖尔·安妮·赫德（Gale Anne Hurd）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旨在让我们破产”。

好莱坞公司可能会考虑将海外项目转移到对员工保护较少的地区，这可能会给非美国行业带来短期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国际同行也将不得不面对人工智能的生存威胁。“它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获得奥斯卡提名的英国视觉特效总监西奥·琼斯（Theo Jones）9月份说道，“但这将会具有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