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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处除三害》,一场强目的性的爽感美学

《周处除三害》的特质,来源于它传递出一种观众极少受到的刺激,痛苦似乎能透过银幕直达肌理,这样一种犯禁式的白描,是主创一定要让观众将电影深深烙在瞳孔里的强烈目的性。

在平庸只能泯然众人的时代,有着极致特质的《周处除三害》,无疑写下了近期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笔。

其主角人设、动作场面、视听效果等多个维度夺人眼球,在内地市场获得追捧;刺激的情节带来的情绪宣泄爽感,更让《周处除三害》超出了纯粹的内容本身,而化为了一个不断延展现实联想的热点场域。

市场有热捧必然亦有质疑,而这或许都与主创创作时的“强目的性”挂钩。专注大情节,如CULT片般风格强烈,在情绪点上有力助燃——作为一部题材先行、价值预设的电影,它有着精心雕琢的框架外壳,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内核上的一定遗憾。这也使得,这部电影转向了非常个人化的审美之中:主观感受远超客观陈述,喜爱与反感两极分化。

这两端都值得探讨,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短期之内,我们不会再拥有第二部周处,类似周处的热点也难以再度来临。

原始兽性与情绪爽感的尽情挥洒‍‍‍‍‍‍‍‍‍

《周处除三害》是一部反英雄叙事的电影。英雄的行径是拯救,尽管电影的主角陈桂林对处于弱势的女人与小孩存在着天然的怜悯,但拯救她们并不是陈桂林的根本诉求。这名通缉榜上排名第三的恶徒最想要的东西,在一开始就说了出来:我想让世人都能记得住我。

这不是一个黑吃黑的故事,也不是常规为了复仇抑或是利益驱使的窠臼,而是一位亡命之徒纯粹为了自我价值的沉舟折戟。这种动机独特、亦正亦邪的角色,在戏剧上有着天然的魅力。对于这么一个非典型人物,深究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需要耗费极大功力的任务:创作端要仔细考量人物的行为逻辑、挖掘他的出生经历、补全他每一个动作后的动机,然后在影像上举重若轻地呈现出来。这显然也是一项成本,《周处除三害》的主创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解决途径——以暴制暴,以恶制恶,让上头的爽感包裹观众,扬长避短。

令人惊愕的暴力美学,是《周处除三害》绕不开且最为强势的核心奥义。

这份美学,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极具原始味道的兽性。丛林法则,讲究的就是快准狠。从葬礼上那发直截了当的子弹开始,主角陈桂林便将兽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杀伐果断、招招致命。这样一份剥离留白与借位手段的死斗,极具港式风格,是导演最得心应手的看家本事。为了强化那份兽性,导演不惜冒犯观众——令人不适的穿刺、切割等等镜头比比皆是。追逐陈桂林的警察被香炉戳穿了眼睛,追杀二号通缉犯香港仔时陈桂林张口在对方脸上啃噬,鲜血喷涌……看惯常规院线片的观众们极少受到这等刺激,那些痛苦似乎能透过银幕直达肌理。这样一种犯禁式的白描,是主创一定要让观众将电影深深烙在瞳孔里的强烈目的性,如同香港仔在理发店中,拿着刮胡刀片一寸一寸地往陈桂林眉眼上移。

在对痛感反复强调、感官反复刺激后,《周处除三害》的主创开始从身体之痛转向了精神之惑。这是一处结构上更为对仗的处理,以武的方式除掉一害后,再由另一害转向文戏。如果有人并不偏爱刺激打斗的第一场戏,那么来一场稍微带些悬疑的精神洗脑,或许就能补全电影缺失的那一环。从这个角度说,观众其实与迷茫的陈桂林一同,踏入了创作者们精心构建的局,虽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架不住情节确实可圈可点。

当头号通缉犯林禄和的邪教本质曝光,顿悟真相的陈桂林持枪来到新心灵舍时,这一场最具讨论度的屠杀场面变得另类起来:不再是电影前半段如同鬼魅一样充满幽绿与猩红的色调,画面不再逼仄肮脏,而是换成了纯白圣洁的舞台,替代尖叫与哭喊的是一首不断循环的圣歌。

恢复血性的陈桂林割草般一枪一个人头,连死亡的来临都只是一声快捷的闷响。

剥离痛感的屠杀,冷静到近乎轻佻,让在前半段畏惧刺痛的观众快速地转换立场,站在了陈桂林的同一个朝向——仿佛自己正拿着枪,射杀那些欺骗过、伤害过自己,麻木不仁、冥顽不灵的喽啰。主创显然预设过观众的观影反应,于是,正义的包裹、无痛的错觉,再加上明亮色调的安全感,让这场杀戮更显快意,情绪的宣泄达到了全片的高潮点。

值得一提的是,陈桂林这么一个充满戏剧魅力的角色,离不开阮经天的精湛演绎。阮经天彻底剥离曾经的偶像剧痕迹,不断突破自我,完成了这么一个极端疯狂却又质朴纯真的角色,身型和眼神都极有型格,狠与柔都令人印象深刻。陈桂林总是在笑,海报里在笑,第一次出场面对小弟的说书时在笑,自首时面对媒体在笑,处刑的最后一刻脸上也浮现出一抹令人心碎的笑。人性的复杂在他身上交织,每一次笑的背后都如冰山一角般拼凑出角色的完整历程。

据说,阮经天被陈桂林这个角色搞崩溃了好几次。但正是这样一份层层叠加的细腻演绎,让陈桂林这个角色形成了独特的符号。

人设与叙事偏工具化的创作缺憾‍‍‍‍‍‍‍‍‍‍‍‍‍‍‍‍‍‍‍‍‍‍‍‍‍‍‍‍‍‍‍‍‍‍‍‍‍‍‍‍‍

独特抢眼的情节可以提升故事性,但是真正能抵达人心的,是情节中人物一路的成长历练、心理变化以及每一处大节点时做下的选择。《周处除三害》在暴力美学与情绪宣泄上下了大注,让天平重重地斜向了强烈形式美感的这一端,而另一端却留下了遗憾——人物塑造上的矛盾之处与主题表达上的稍显薄弱,是这部选题和风格难能可贵、本可更进一步的电影,为不少观众惋惜之处。

在我们看来,《周处除三害》很像是一篇命题作文,陈桂林被动地陷入到情节的节奏中,从想要自首到两场除害到最后伏法,每一步因既定路线而存在,但在这个过程中,陈桂林这个角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很难得出一个答案。

他是求名的,在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倒数中,想要完成一场绚烂的终局。这其实是一种动人的浪漫主义,带着侠客之道,在他前半生的恶中开出了花朵。但同时,他的动机似乎只是一声口号,时刻迷茫的他,内心动荡,远不如他外表看上去那么安然自若。有一场戏,是陈桂林在关圣帝君面前通过掷筊来寻求指示——这说明陈桂林是无助的、漂泊的,是需要指引的,正因为如此,面对头号通缉犯的新心灵舍,陈桂林才会在瞬间破了防。但正是这个环节,也让陈桂林人设存在一些混乱。

在《世说新语》的原典故中,周处在除掉南山白额虎与长桥下蛟龙后,目睹了乡亲们对自己未死的失落,才蓦然醒悟,改过前非。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消灭,第三害在自我诘问中得以收服。转换到电影《周处除三害》之中,被告知生命将尽的极恶通缉犯,在求名、求义的转变后,也当完成一份面对自我的自洽与消解。但在新心灵舍的环节中,短暂驯服陈桂林的原因却只是,直到这一刻,他最想的其实是求生。

诚然,这是一项基于人性的天然本能,却在人物塑造上让陈桂林这个角色打了折扣,让皈依剃发后的他,替人殷勤打饭的行径都谄媚地像个小丑。待到真相揭晓后,血洗新心灵舍的陈桂林,似乎在这一刻迎来了自身的觉醒。那一声声的枪响,可以得到多重解读:被玩弄的他,要给所有胆敢伤害他的、执迷不悟的人一个死的教训;尊者虽然死了,但是恶仍然在延续继承,他必须替天行道、斩草除根;想要除掉三害的他突然顿悟,真正的三害不是具体的三个人,而是贪嗔痴三种恶果,正如电影在英文标题中所暗喻的那样,真正要除掉的是众生心中的三害。

这最后一重解读,在视觉的高潮中,几乎要带着主题价值一并顶破电影原本的上限,却在随后的结尾中落入尘埃。自首的陈桂林喜气洋洋地面对媒体高呼“我叫陈桂林”,一路走来,他又回到了最初求名的状态,似乎什么都没变过;关入牢房后,他忏悔着“我对不起社会”,突如其来的悔过,与消灭前两害的情节一样彼此割裂,成为了一个未能统一的主角。

这或许也正是创作的强目的性带来的双刃剑。笑着高呼“我叫陈桂林”的那一刻,戏剧性能够更强,却强到疏忽掉了主角的成长性,实现的只是一种取巧的借壳和安全的落地。尤其,人物的矛盾不仅仅只发生在陈桂林一人身上,包括警察、小美等等其他角色,也都不同程度上显出了工具化,而模糊了他们个人的弧光。

站在电影作品本身的角度考量,《周处除三害》是有瑕疵的,但更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不少影迷们仍然愿意为这部电影摇旗呐喊——这是主创团队强目的化后精准对准的受众,也是电影专注个人化叙事后为之共鸣的群体,更是一部商业作品无可辩驳的成功落地。

只是,当人们围绕着尺度这一逻辑偏爱狂欢时,超出电影本身的话题或许更值得被关注。关于限禁与出格的讨论,或许也将进一步推着一类创作走向常态化。从这个角度看,《周处除三害》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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