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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事件改编《福田村事件》,揭露日本人的荒诞丑闻

电影聚焦于1923年的日本社会,用细致入微的笔触讲述一桩残酷的屠杀事件。被杀的十人里,除了成人和儿童外,还有即将生产的孕妇,以及腹中的胎儿。

这段时间最被忽视的冷门佳作,或许是这部片。

这部由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在去年的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最佳影片奖,同样也被《电影旬报》评选为年度十佳,排行第四位。

《福田村事件》

电影聚焦于1923年的日本社会,用细致入微的笔触讲述一桩残酷的屠杀事件。被杀的十人里,除了成人和儿童外,还有即将生产的孕妇,以及腹中的胎儿。

至于谋杀者,竟然是一帮乡下农民。

在这场屠杀事件的背后,更是隐藏了一场波及6000多人的血腥杀戮。

借由《福田村事件》,我们终于在一百年后得以知晓。

歧视的产生

1923年,朝鲜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不管是对朝鲜的本土民众,还是流落到日本的朝鲜难民,日本高层都执行严苛的统治手段。

他们一边横征暴敛,攫取朝鲜人的经济利益,另一边宣扬朝鲜人地位卑微,常有犯罪劣行。

这就让日本的普通民众滋生出仇视心理,他们恐惧朝鲜人在被极力打压后,会暗自报复,但又因为民族优越感,更加歧视这些朝鲜难民。

除了这一历史背景,《福田村事件》还展现了另外一群被歧视的人——“秽多”。

在古代日本社会,“秽多”和“非人”处于阶层最低端,是最被看不起的贱民。他们不仅尊严尽失,连生命都常常得不到保障。

据说江户时期,秽多的命只有普通人的七分之一。

简单来说,普通人如若杀害七名以内的秽多,并不会被判刑。

永山瑛太饰演的沼部新助,便是一位来自香川县的秽多。他率领着十几人的秽多队伍,四处行商,艰难维生。

电影里,一条线索铺展福田村的村民群像,借由归来者泽田和其妻子的视角,让我们窥见彼时日本农民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

另一条线索放在沼部新助率领的商队身上。这群靠着卖万金油药品的贩子,用市井智慧在乱世中偷生。但在他们内部,大家亲如一家,彼此了解,遵从老大沼部新助的号令,相互扶持。此外,导演森达也将报社内记者和主编的态度,地方军政部门,不同权力者的杀伐举动,安插在两条线索之间,形成全景式的观察视角。

电影的关键节点,发生在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地震不但让日本损失惨重,伤亡约达10万人,更是引发了一系列衍生灾难。对于朝鲜人的无差别屠杀,便是其中之一。影片的高潮部分,便是在四面楚歌,人心惶惶的恐慌情绪下,将沼部新助率领的秽多商队和福田村村民这两条线索合二为一。一个看似偶尔的突发事件,让村民们误以为商队成员是朝鲜人,最终酿成惨案。

战争怪兽

早在电影一开始,有关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就被抛出来了。

当泽田和妻子坐车归乡时,同在一列车厢的,还有替阵亡士兵取回骨灰的遗孀,后者感慨道:“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西伯利亚)打仗呢?”。

泽田却冰冷地说出:“俄国想创造没有贫富差距的国家,而日本想毁掉它。”战争从来都是居于上位者的利益博弈,而非处于下位者的安身之本。简单来说,在日本的军国主义思维之下,所有的个体生命,都只是无谓的牺牲品而已。当阵亡士兵的灵柩被捧回乡里,真正在意死者的只有他的母亲。

父亲追求的是“壮烈牺牲”所带来的家族荣耀;妻子则早已芳心暗许,和同村的船夫偷情;至于夹道相迎的村民,不过想一睹记者采访拍照时的盛况。

战争所带来的心理扭曲,不止于此。曾经参与朝鲜战争的老人,不过是个伙夫,幸存归乡后却在儿子面前吹嘘虚构的“丰功伟绩”。被父亲的“威名”压得喘不过气的儿子,参军回乡之后,竟然觉察出,妻子可能和老父乱伦偷情。

至于所谓的“在乡军人会”,只不过是退伍日军标榜身份,满足自大心理的慰藉之所,他们渴望血腥屠戮所带来的价值认可。所以一旦感到风吹草动,听闻大地震后朝鲜人有抢劫、强奸和往井中投毒的传闻,这些人立即换上军服,组成武装力量。

影片在展现福田村村民杀戮过路商队时,将太鼓敲击的音乐置于其中,既营造出荒诞黑色的陌生感,同样也让杀戮本身变得异常惊悚。

原先那些忙着地头农务的村民,或是刚成年不久的血气男孩,如同着魔一般,将竹枪插入手无寸铁的同族身上。

而当他们杀戮的时候,警察突然传来消息,这些所谓的“朝鲜人”不过是日本商队。

刚刚举起屠刀的刽子手,流下鳄鱼的眼泪,他们仿佛遭受巨大的委屈,在其眼中,方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保家卫国的壮举。

这种自我催眠、自我感动,让这些杀戮后的村民,陷入到两难的魔怔境地。

一方面他们深感无罪,自己不过是从众一般地爱国而已;另一方面,基于人性的恻隐之心,愧疚之感,又会让他们终生摆脱不了这场梦魇。

仇恨如何产生?

《福田村事件》值得回味的地方,不仅在于它展现了战争对普通民众的异化,更让我们瞥见了悲剧产生的过程。这其中,仇恨的情绪,至关重要。

沼部新助所率领的商队,并不是一个正经的药商,他们假扮成修仙者,利用患者的绝望情绪,兜售希望的卑鄙者。

然而,这层卑鄙之下,是沼部新助作为贱民“秽多”,从小感受过太多的歧视,如他所言,想要生存下去,只能从更弱小者下手才有一线生机。

在那场沼部新助和卖饴糖的朝鲜女孩的戏份里,观众能看出弱者之间的抱团取暖,相互认同,因为他们共同处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

可也正是这种共处底层的身份,让沼部新助最终摊上了事儿。当福田村村民用日语发音、历朝天皇的名字轮番刁难沼部新助后,他终于忍无可忍,怒吼出“是朝鲜人就能杀吗?”

紧接着,沼部新助便被一位伤心欲绝的农妇杀死,后者以为丈夫在大地震中被朝鲜人谋害。可事实上,就在村民屠戮结束后,农妇的丈夫完好无损地从她面前走过。电影在这一处,将毫无意义的仇恨讽刺的体无完肤。

像《福田村事件》这类改编自真实历史的电影,并不在少数。

被不少人奉为经典的《卢旺达饭店》,聚焦的便是种族歧视下的血腥报复,借由一间饭店的内外张力,道出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仇恨杀戮。

2016年的波兰电影《沃伦》,将视角对准二战时期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种族冲突,用触目惊心的写实笔触,展现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报复。

不管是不同种族之间,或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仇恨情绪的产生,有时都无需现实基础,只需要某种“意识”稍加投喂,便能在某些人的脑子里烙下思想钢印。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2008年的德国电影《浪潮》,这部片展现了一场短期的社会实践,将一群学生训练成当代独裁者的故事。

《福田村事件》的可贵之处,不只是揭开了一百年前,日本那场荒谬绝伦的仇恨屠杀,更是以不动声色的写实手法,让观众感受到仇恨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而这种破坏力可能一直潜伏在日本的当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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